赞比亚社会主义党领导人访谈：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法

2021年8月12日，赞比亚将举行一轮至关重要的总统选举。选举是在暴力和镇压中进行的，某些部门甚至担心选举会被推迟。这次激烈的选举有了新的参与者——赞比亚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Zambia）[]。BreakThrough News的拉尼亚·哈勒克（Rania Khalek。以下简称RK）采访了该党总统候选人弗雷德·姆门贝（Fred M’membe。以下简称FM），就该党的纲领、未来愿景以及该国左翼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历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RK：大家好，我是拉尼亚·哈勒克，这里是Dispatches。我很高兴能与赞比亚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弗雷德·姆门贝连线，他正在参加即将于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欢迎弗雷德·姆门贝，你能先告诉我们赞比亚的一些情况吗？赞比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情况怎样？目前是谁掌权？你在那里面对的是怎样的财富和不平等？

FM：赞比亚位于非洲中南部。有人说它在非洲中部，也有人说它在非洲南部。赞比亚于1964年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赞比亚经济主要依赖于铜矿开采，是一个有少量农业的矿业国家。

RK：弗雷德，你正在运作一次支持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给民众扩大住房和医疗设施，以及促进农业合作社发展的社会主义竞选。你们党也表达了扭转去工业化进程的愿望，该进程是在1991年引入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推动的。所以你能详尽阐述一下你们党的纲领吗？到目前为止，这个纲领在赞比亚的接受度如何？

FM：我们的国家很贫穷。我们国家一些地区的贫困率高达82%。乡村贫困率为76.7%，孕产妇死亡率非常高，婴儿死亡率也非常高，文化程度也不是很好。因为贫困率很高，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我们的饥荒程度也很高。赞比亚是全世界排名第五的饥荒国家，排在中非共和国、乍得、马达加斯加和也门之后。其次是营养不良的挑战——不管是婴幼儿还是成年人，这意味着非常高的死亡率。失业率也非常高，一切都失控了。而且对于新冠肺炎的情况，我们显然没有准备好。由于如此高的贫困率，控制新冠肺炎的传播困难重重。

RK：你在谈论关于你们党的纲领时提到了全民医疗。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的流行，兑现投资全民医疗的承诺越发紧迫。你能告诉我们赞比亚当前的医疗系统对抗新冠肺炎进展如何吗，你相信你现在推动的计划会对未来应对大流行病有帮助吗？

FM：我已经提到，赞比亚乡村平均贫困率为76.7%，普遍贫困和饥饿的程度较高。坚持基本卫生保健是一个问题，当住房、卫生设施和供水不足时，保持人们的健康是非常困难和昂贵的。无论供应多少药品，只有解决了人们在诊所和医院排队的问题，医疗系统的负担才能减轻。不然，这些地方就会排着长队。人们对药物的需求会非常高，药品无法替代食品。我们需要给人们提供过上健康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接下来药品和营养品才能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们受教育程度低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困难。如果没有达到足够的教育水平，民众甚至不能读懂医生开的处方。

RK：这个观点很好，你们有一项政策和正在推广的、包括全民教育的纲领。

FM：是的，即使是受教育水平很低的母亲也会发现，在21世纪照顾小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RK：你能告诉我们，赞比亚的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曾站在为摆脱英国而独立的斗争的最前列的赞比亚第一任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的遗产是什么吗？他的影响，以及你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和遗产是什么？

FM：肯尼思·卡翁达领导了一场非常强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他非常深入地参与了南部非洲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解放斗争。在这方面，他是一个革命者。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应该认为我们是唯一的革命者。那些牺牲一切将人民从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人也是革命者。但我们社会主义者当然是唯一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者。所以我认为肯尼思·卡翁达也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非常强硬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并推行进步政策。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中，他站在了进步的一边。他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当时称作非洲统一组织）中发挥了进步的作用。他是许多革命者的朋友。他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的朋友，在为解放而斗争的日子里，他曾在自己的住所里招待过奥利弗·坦博。他也是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和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最亲密的朋友。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建立了友好关系，尤其是在他执政生涯的末期。他与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也是很好的朋友。

RK：那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群体。

FM：是的，他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Nasser）和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也是很好的朋友。就是说，他把自己与进步人士联系在一起。早期，他还曾与马丁•路德•金关系密切。他们的某些政治纲领相同。因而他也是进步的。

RK：很好，你知道的，他显然对你也有很大的影响。让我们谈一谈你在政治和专业方面的背景吧。是什么塑造了你的政治观点？你在南非和南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成长，是赞比亚第一份非官方报纸《赞比亚邮报》（Post in Zambia）的创始人，这份报纸最终被政府关闭了。你能告诉我们你的背景，以及是什么影响了你，使你成为左派吗？

FM：影响我成为左派的有南非共产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在1978年加入了这个非洲共产党，我是在那里成长的。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些非常好的人，例如乔·斯洛沃[]（Joe Slovo）、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本·图洛克[]（Ben Turok）和很多其他人。可以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塑造了我的政治观点，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学校了。我认为它们拥有非洲大陆上最优秀的革命者——诞生于一场非常漫长且极其困难的斗争。我想他们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你找不到比乔·斯洛沃更好的老师了，也找不到谁能比克里斯·哈尼更鼓舞人心了。认识我们非洲和世界上这些最伟大的革命者是我的巨大荣幸。

RK：我在你们的宣言中看到，你们党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为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负责，即“差不多半数的人民完全得不到干净的水”。那么，你能告诉我们赞比亚的结构调整政策（Structural adjustment）[]的影响是什么吗？

FM：我们已经执行了30年的结构调整计划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计划，这意味着社会机构受到了重创。利润被过分地关注。我们回到了现任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非常反对的涓滴经济学中。我们的经济有利于私人资本家而不是人民，作为严重依赖采矿业的采掘经济，人民没有从中获益。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采矿要雇佣更多的人；而由于今天的技术，他们雇佣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人们过去常常能从采矿中获得少量的一些工资；如今，由于无法在那里找到工作，这些工资也得不到了。税收系统也很差，政府没有从采矿活动中收取足够的或者公平的税收。这就意味着采矿领域的跨国公司正在获得巨额的利润。国家正在失去一切。

例如，我们曾有免费的教育体系，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我们曾有免费的医疗服务，可是在过去的30年里也已经失去了；过去农业得到扶持，特别是基层合作社农业等等，我们现在却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合作社，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农业的良好支持。当一个地区的贫困率达到82%时，人们如何支付教育费用？当农村贫困率为76.6%时，你如何期望人们为教育支付费用呢？这就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且他们的人数会一直增加。人口数量也没有停滞，事实上还在增加。15年后，我们预计人口至少翻一番。我们将如何为这些人口提供教育？医疗服务从哪来？住房从哪来？甚至是基础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如果我们继续同样的道路，在接下来的15年里将要如何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找新的理念，寻找新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法。

RK：你提到了采矿。如果我没弄错，铜矿开采是赞比亚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之一。你们党想要如何设法重组经济，以便其服务于工人阶级和穷人？这样你们就可以提供所有这些服务了。

FM：左派政府的基本方法是将一切国有化。但我们不会将当前的铜矿国有化，我们没有能力经营它。如果我们把那些铜矿国有化，它们很快就会被耗尽。它们是复杂的商业，有很多复杂的供应线。我们可以把铜矿国有化，但是无法把供应线国有化，接下来就会发现这个铜矿倒闭了。我们没有足够的采矿工程师、矿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必需的法律专业知识。我们缺少很多东西，我们甚至无法交易我们所开采出的铜。

因此，如果我们将铜矿国有化，必然会毁掉这些铜矿。在国有化方面，我们有超过60年的经验（全球经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所有我们不会急于将矿山国有化。我们反而会设法从它们身上取得合理的税收，我们将把所得注入到教育、医疗和农民农业中。我们还将确保矿业公司教授我们的人采矿所需的技能。

此外，目前我们只利用了三分之一的采矿潜能，有三分之二仍未被开发，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运营这个行业。现存的大多数铜矿的剩余经济寿命也许在八年左右，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夺取只剩下八年经济寿命的铜矿而斗争呢。等到谈判结束，这些铜矿将会关闭，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国有化了。我们不想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问题。

国有化不是一个根本原则。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一切东西的公有制。经济上的一切关键部门必须由人民控制，必须是人民所有，但是每个地方达到这些目的的方式各有不同。不同国家达到这一点的时间各不相同。

任何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都是一切东西的公有制，是关键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也是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的原因。它不是一次性的行动。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制度，这种过渡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和资本进行很多的妥协。过渡就是，你的一只脚在明天，一只脚在昨天，而你的身体在今天。这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处境。这些事情不是很容易做出妥协，而是社会主义重建工作的复杂情况。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制度，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它不是永久的制度。过渡到完全公有制并不容易，使得斗争更加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必须与跨国企业作斗争。在对付他们的方式上，我们必须有策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