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女性工会会员的三重劳动负担

新冠病毒危机正在加剧全球供应链中的性别不平等。因为新冠病毒袭击了妇女占大多数的低收入制造业部门，所以这些后果并非是不分性别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称，亚太地区五分之二的服装业工人在工厂关闭后没有重返工作岗位。女工在服装行业中占大多数，而服装业女工占该地区女性劳动力总数的5.2%。

然而，在疫情期间，亚洲许多女性从事的隐性劳动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许多女工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有一些是活跃的工会会员，她们面临着保护该地区最弱势工人的权利的艰苦斗争。

全球供应链中断，全球买家的需求下降，使供应商处于弱势议价地位。服装生产的需求下降了约70%，投入品的供应也下降了。买家订单的取消和封锁导致工厂不得不临时或无限期停业。工厂采取的行动把绝大部分风险转移到了女工身上。亚洲国家约60%的服装供应商解雇了一部分工人，有一半工厂削减了超过10%的劳动力。

对于还有工作的人来说，亚洲制造业的许多女工正遭受着减少和迟发工资的痛苦。根据 Willis Towers Watson的数据，亚太地区22个国家的3800家公司中有34%调整了工资。在孟加拉国，80家工厂中约32%的工人被拖欠工资。

工会是工人与公司和政府对话议价的重要渠道。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是工会提出、设计和评估社会保护机制以改善工人生活质量的方式。工会也是支持政治组织和集体力量动员的民主支柱。

但对女性工会领导人来说，必须要兼顾家庭、工作场所和工会这三个重担。疫情期间孩子们都在家接受在线教育，导致许多工人母亲在工作时间之外又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出于性别期望的原因，大部分家务劳动也由她们承担。

“工厂间工人联合会”（Inter-Factory Workers’ Federation，FBLP）[1]，就是女工建立集体权力以保护其自身权利的一个案例。在工人们对公司主导的、不代表工人利益的“黄色工会”充满失望和愤怒的情况下，“工厂间工人联合会”于2009年出现了。该工会许多成员讲述了自己的不满，即看到黄色工会的男性领导人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工人的工资却很低。

2010年，随着工人们的愤怒和挫败感达到顶峰，工会在大雅加达首都特区最重要的出口加工区Kawasan Berikat Nusantara（KBN Cakung）胜利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罢工，要求将最低工资从每月110万卢比（79美元）提高到每月140万卢比（99美元）。作为一个拥有约1000名成员的女工工会，“工厂间工人联合会”在最低生活工资、公平的工作时间和带薪休假的权利等方面所作的斗争，为她们自己赢得了声誉。

朱密斯（Jumisih）不仅是一名“全天候”工会会员和领导人，还是一位妻子和13岁儿子的母亲。自从她丈夫去年失业以来，她一直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尽管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工会上。疫情爆发前，朱密斯经常睡在工会总部。然而在2020年3月之后，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雅加达市政府宣布解除封锁之前，她很少再进入办公室。

在封锁期间，朱密斯努力在三个同样苛刻的领域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为担心家人可能感染病毒而烦恼。“帮助儿子参加在线课程让我筋疲力尽，所以我必须精确地管理时间。我还在周末组织工人。”她的工会努力筹集集体资金作为替代的安全保障，向女工分发食品和现金，以支持没有社保的工人。

现在，公司正在以新冠病毒为借口解散和镇压工会。拉玛（Rahma）是“工厂间工人联合会”旗下的工厂级工会的领导人，也是位于KBN Cakung的服装厂PT Amos Indah Indonesia的工人。她控诉管理层命令大约800名工人休两周的无薪假，而且拒绝与工会见面商议此事，朱密斯和拉玛都认为这违反了劳动法。之后，管理层削减了工资，要求他们继续工作。拉玛说，在工厂停业期间，向线上会议的转变使管理层更容易拒绝工会的会议请求，或根本不作回应。她对被忽视感到沮丧，所以她和朱密斯以及“工厂间工人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多次动员工人罢工。

在封锁期间，女性工会会员不得不调整其组织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虚拟空间，让工人聚集在一起。疫情爆发仅一个月后，“工厂间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与印尼的妇女组织Perempuan Mahardhika一起，在工人每个周末的休息日组织每周一次的讨论，称为Ngobras[2]。讨论涵盖许多主题，如最低生活工资、产妇权利、住房权、体面的工作和性骚扰。非常多的会员参与了周末的讨论，许多人一边做家务或照顾孩子一边听。

尽管如此，工会领导人仍然将“线下”罢工视为维持工人团结的核心战略。劳工运动目前专注于最近通过的《综合法》（《创造就业法》）（Omnibus Law (Law on Job Creation)），该法的通过使工人更容易受到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影响。在综合法通过之前，工会在劳动部和印度尼西亚议会都提出了抗议。反对《综合法》的罢工让工会筋疲力尽，因为罢工持续了数周，还爆发了暴力事件，一些工会成员最终被捕。朱密斯说：“我总是隐藏家人的身份，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受到我的行动的影响。”

对于女性工会会员来说，兼顾家庭、工作和工会三个方面压力不小。他们不仅要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面临新冠病毒的威胁，而且还要参与女工在劳资关系中的斗争。尽管他们在危机期间承受着更重的负担，但他们仍然在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