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历史

今年（2021年）9月27日是希腊民族解放阵线（Greece’s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EAM）成立80周年纪念日，该组织在希腊反抗轴心国占领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民族解放阵线的成立、组织和活动背后的主要力量是希腊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KKE），该党在1941年至1944年领导了希腊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纳粹占领前的时期，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希腊历届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1]的“民主”政府以及西奥多罗斯·潘加洛斯（Theodore Pangalos）和杨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的独裁政权，对希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们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迫害。包括总书记尼古拉奥斯·萨查利阿迪斯（Nikos Zachariadis）在内的希共大多数干部和成员，要么被监禁，要么被流放。最明确的证据是，从1936年8月到1940年10月意大利向希腊宣战时，梅塔克萨斯法西斯政权已经逮捕并监禁了45000名共产主义者。

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向希腊宣战时，萨查利阿迪斯向希腊人民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抵抗意大利侵略，“希腊的每一块岩石、每一处山坡、每一座城市、每一座房屋，都必须成为希腊民族自由斗争的堡垒”。在这全民抗争的背景下，萨查利阿迪斯指出，一个新的“劳动和自由的、从对任何外国帝国主义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具有真正大众文化的”希腊将会崛起。

随后，当德国军队于1941年4月27日进入雅典时，一些共产主义者设法逃脱流放，加入了为重组希共和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而秘密行动的同志们。1941年7月1日召开的希共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宣布，希腊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解放阵线，并呼吁各党派参加。1941年7月16日，协调希腊工会活动的“全国工人解放阵线”（National Workers’ Liberation Front ，EEAM）成立。

1941年9月27日晚，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在雅典市中心的一座小房子里秘密成立。四个左翼政党的代表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成立会议，他们分别是：希腊共产党的莱夫特里斯·阿波斯托洛（Lefteris Apostolou）、社会党（Socialist Party，SKE）的克里斯托斯·乔梅尼迪斯 （Christos Chomenidis）、人民共和国联盟（Union of People’s Republic）的伊利亚斯·齐里莫科斯（Ilias Tsirimokos）以及农民党（Agrarian Party，AKE）的阿波斯托洛斯·沃亚齐斯（Apostolos Voyatzis）。

民族解放阵线在成立宣言中宣布，其主要目标是：

1. 将我们的民族从当前外国侵略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实现我国的完全独立。
2. 组建临时政府，其目的是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选举出制宪会议，确保人民能够以主权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治理问题。
3. 无论反动派怎样将违背人民意愿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民，无论他们怎样企图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及其组成机构，民族放阵线都要确保希腊人民决定其治理方式的主权权利。

希腊共产党组织人民奋起抵抗的行动，不仅要面对占领军凶残的恐怖主义，还要面对资产阶级政党日益滋长的屈服和失败主义立场。在1941年至1944年轴心国占领期间，希腊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要么选择公开与纳粹合作，要么逃往英国军队控制的安全地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完全忠于反对占领军的斗争。

1942年2月6日，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组织希腊人民解放军（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ELAS）成立，由传奇的阿里斯·维鲁乔蒂斯上校（Captain Aris Velouchiotis，1905-1945）和斯特凡诺斯·萨拉菲斯少将（Major General Stefanos Sarafis，1890-1957）领导。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成员包括：泛希腊青年联合组织（United Panhellenic Organization of Youth，EPON），它组织起希腊青年进行抵抗；希腊人民解放海军（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Navy，ELAN）；保护人民斗争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Struggle，OPLA），这是一支旨在保护抵抗战士免受纳粹合作者和叛徒迫害的军事安全部队。

与此同时，许多现代希腊文化、艺术和文学的重要人物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与法西斯占领军作斗争。其中包括作曲家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Mikis Theodorakis）[2]，诗人扬尼斯·里索斯（Yannis Ritsos）、科斯塔斯·瓦纳里斯（Kostas Varnalis）、安杰洛斯·西凯利亚诺斯（Angelos Sikelianos）、塔索斯·莱瓦迪蒂斯（Tasos Livaditis）、尼基福罗斯·弗莱塔科斯（Nikiforos Vrettakos）、福蒂斯·阿古莱斯（Fotis Aggoules）、尼科斯·卡瓦迪亚斯（Nikos Kavvadias）[3]，作家和散文家迪米特里斯·格利诺斯（Dimitris Glinos）、梅内劳斯·伦蒂米斯（Menelaos Lountemis）、雅科沃斯·卡贝内利斯（Iakovos Kampanellis）、扬尼斯·斯卡林帕斯（Yannis Skarimpas）、埃利·阿列克西奥（Elli Alexiou）、梅尔波·阿西奥蒂（Melpo Axioti）、迪多·索特里乌（Dido Sotiriou）[4]，教育家罗扎·伊姆夫里奥蒂（Roza Imvrioti），演员马诺斯·卡特拉基斯（Manos Katrakis）、艾米里奥斯·韦亚基斯（Aimilios Veakis）、米米斯·福托普洛斯（Mimis Fotopoulos）[5]等。

民族解放阵线是拯救希腊人民免于毁灭和饥饿的力量。而被民族解放阵线解放的地区，又成为了人民政权的“萌芽”之地。这些地区的行政权属于1944年3月成立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也称“山区政府”。解放区的选举有180万人[6]参加，成为希腊政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是希腊女性和18岁以上的年轻人第一次拥有投票权。在希腊社会继续按照前现代的道德规范对待女性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已开始提倡性别平等。

英国上校C·M·伍德豪斯（C.M. Woodhouse）在轴心国占领期间曾在希腊服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文明和文化的好处第一次渗入山区——学校、地方政府、法院和公共事业……剧院、代理商、议事大会（被首次引入）。”[7]

希腊人民解放军对抗纳粹军队的英勇行动十分卓越。人民解放军成功地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德军超过3万人阵亡，6500人被俘。人民解放军不仅缴获了德军和意军的大量武器，还使德军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到1944年春天，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已经解放了希腊三分之二的领土。在解放日（1944年10月）期间，组织起来的希共党员已超过43万人，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也超过了150万人。

希腊资产阶级政治势力

纳粹入侵时，希腊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统一。与英法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部分统治阶级选择前往中东，而另一部分则公开支持德国人。

更具体地说，希腊大部分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决定逃离这个国家，以便在英国领导下从海外组织抵抗。开罗成为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领导下的希腊政权的大本营。小部分资产阶级势力留在希腊，与纳粹勾结。所谓的“希腊国”（Hellenic State）是1941年至1944年敌占期间成立的傀儡政府，历任总理分别为乔治·措拉科格鲁（Georgios Tsolakoglou）、康斯坦丁诺斯·洛格塞托普洛斯（Konstantinos Logothetopoulos）和扬尼斯·拉利斯（Ioannis Rallis）。

希共指导下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活动，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纳粹的支持下，通敌政府成立了被称为“安全营”的反共军事组织，这一组织在轴心国占领期间犯下了一些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犯罪集团不仅得到极右派和纳粹同情者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一些中间派政治家的支持，这些政治家对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主导地位深感担忧。

必须指出，最杰出的希腊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实际上没有参加抵抗运动，因为他们完全仰仗于同盟国对纳粹的战争结果。这些政治人物包括乔治·帕潘德里欧、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Nikolaos Plastiras）、特米斯托克利斯·索福利斯（Themistocles Sofoulis）、帕纳吉奥蒂斯·卡内洛普洛斯（Panagiotis Kanellopoulos）、索福克勒斯·韦尼泽洛斯（Sofoklis Venizelos）、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Konstantine Karamanlis）、乔治·卡凡塔瑞斯（Georgios Kafantaris）等。

当希共要求卡凡塔瑞斯参加抵抗时，他拒绝道：“希腊人不应该关心这些。问题将由同盟国（英国）解决。”帕潘德里欧也拒绝领导民族解放阵线。德国入侵后不久就逃往法国的普拉斯蒂拉斯更是公开呼吁人民与德国人合作，他在1941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相信必须组建一个亲德政府，这样失败的痛苦才会小一些。即使我们知道战争将在一个月后随着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结束（这不太可能），也应该这样做。”

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抵抗组织是民族共和希腊联盟（National Republic Greek League，EDES），这是一支极具争议的亲英反共军队，于1941年9月在拿破仑·泽尔瓦斯（Napoleon Zervas）上校的领导下成立。由于其成员与占领军之间的合作，民族共和希腊联盟已不可挽回地留下骂名，而该联盟在雅典的组织则成为亲纳粹的“安全营”人员的来源。与泽尔瓦斯密切合作的伍德豪斯上校写道，根据德国方面的文件，该联盟的领导人接受了“1943年11月至1944年8月与占领军的秘密停火”。作为一个由流亡的希腊领导人控制的游击队组织，民族共和希腊联盟在抵抗斗争中扮演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领导地位的角色。

关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结论

民族解放阵线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抵抗运动的代名词。即使是当时希腊资产阶级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承认了民族解放阵线在反占领斗争中的巨大贡献。英国外交部1943年7月27日的一份报告强调：“在民族主义分子和保守主义分子无所事事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挺身而出，成为希腊抵抗运动的主要代表。毫无疑问，民族解放阵线是领导因素。”

1944年10月12日雅典解放时，民族解放阵线是当时希腊最主要的抵抗力量。无论是希腊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它的英国盟友，都无法忽视这一点。希共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阵线显然对英国统治阶级在希腊和东地中海的利益构成了威胁。1944年12月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发生的大屠杀，就是英国在希腊的实际利益的最大证明，当时英国军队坚定地站在希腊资产阶级势力和前纳粹合作者一边，反对广得人心的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运动。英国在希腊的实际利益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在希腊取得主导地位。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希腊共产党虽然在抵抗运动的建立、组织和领导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没能制定出必要的战略，为政治权力问题提供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当时的希共领导层没有正确评估斗争的双重内涵：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如何结合。结果，为了维持和扩大所谓的“民族团结”，抵抗运动被迫达成了客观上削弱其力量的协议，如《黎巴嫩协议》（agreements of Lebanon）和《卡塞塔协议》（agreements of Caserta）。

在《论希腊共产党历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KKE）[8]中，我们可以读到：“反对外国占领的行动与每个社会力量的阶级利益密切相关。解放斗争要么巩固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政权……要么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第二卷，第489页）面对这种困境，资产阶级势力克服了他们的对立和分歧，为战后资产阶级政权的恢复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对“民族团结”和战后“民主常态”政策的坚持，不单是希共战略的特点，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论希腊共产党历史》指出：“这一战略不是希共的特殊现象，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也与以下事实有关：过渡改革的纲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政治纲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共产国际的战略中，被当作革命夺取政权的一种准备……‘过渡政府’使人们认为占据议会多数是必要的，进而选择与一些资产阶级势力共存……它主要证实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既不存在中间政治阶段，也不存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更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的‘亲人民’治理。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自觉行动，革命形势下的这种斗争才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卷，第489-490页）

尽管希腊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略存在问题，但事实毋庸置疑——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遗产，以及之后的希腊民主军（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 DSE）的三年斗争，是希腊现代历史上工人-人民运动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也是激励年轻一代斗争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