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主义妇女活动家谈堕胎权斗争

2022年5月3日晚，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标志性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草案被泄露给了新闻界。根据保守派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起草的草案，最高法院将推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裁决，取消数百万妇女的堕胎权。作为回应，美国各城市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保护堕胎权。活动家们和数百万上街的女性希望其行动能够影响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

卡丽娜·加西亚（Karina Garcia）是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的一位组织者，也是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杂志《打破枷锁》（Breaking the Chains）写作的作者。17岁时，她就在高中成立了女权组织，此后一直在进行组织活动。过去十年里，她与一个关注拉丁裔社区的全国生育正义组织合作。就当前美国堕胎权斗争的问题，《人民快讯》采访了加西亚。

问：为什么美国的统治阶级如此激烈地反对堕胎权，尤其是现在？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这实际上是在企图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分裂和迷惑人民。

人民面临着如此多的问题，无论是工资短缺、缺少医疗保健、缺少病假，还是缺少各种保护、清洁饮水、食品，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实际上都有解决办法。如果政府把这个国家拥有的大量资源用于这些问题，我们实际上能够在一夜之间为人民提供所有的基本必需品，不仅是在这个国家，而且是在世界各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些资源。这个国家的食物浪费高达40%。我们在军工复合体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挑动着新的战争。

所有这些资源的存在，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他们享有食物、医疗保健、住房、教育以及他们所需的一切，但我们的统治阶级不希望这样。他们想继续发动新的战争，他们想不断积累无尽的利润。

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了。在疫情期间，不平等更加加剧。政府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方面的彻底失败和无能，已经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甚至不能表决通过《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战略，这使我们根本无法达到与全球其他北方国家[1]相当的福利水平。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他们可以找到各种借口：有人阻碍议程，是这个或那个政客的错，等等。这些借口我们已经全部听过了，它们毫无价值。而当他们想表决通过某件事时，他们就会组织起他们的人马将其表决通过。当涉及到为富人减税和为银行拨款应付紧急状况时，他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把这当成是头等紧急的大事。因此，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所有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而堕胎权利只是他们能够利用、试图利用的东西：它充当替罪羊，被用于分裂人民。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机会。我们的阶级大多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他们可以控制媒体并利用这些争议话题。

他们利用这些争议话题，根据所谓的道德问题来分裂人民。但事实是，我们知道这与道德无关，因为在那些对堕胎权实行着最恶劣、最残酷的限制的州，妇女和家庭的情况最为糟糕。例如，如果你是女性或儿童，那么最糟糕的居住地之一就是德克萨斯州，那里的儿童陷于贫困，缺乏儿童保育，学校也缺乏资金。这些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支持。

对堕胎的限制不是为了实际改善人民的生活、保护人民的生命或保护家庭。它完全是为了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为了不给社会带来重大变化。除了寻找替罪羊、宣传、分裂、羞辱和羞耻之外，它不为人民提供任何实质资源。这是他们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辱骂和羞辱人民。

这真恶心。但这与人口无关，与想要更多的劳动力或想要一个更道德的社会无关。这是一种通过宗教投票团体来获得政治分数的方式，而实际上不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问：你认为怎么做才能影响罗诉韦德案的法院裁决？

答：现在发生的事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有这么一种神话叙事——最高法院是一个更高等、近乎神圣的机构，只有写在纸上的论点之类的东西能够影响它。这简直是无视历史的说法。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他们首先受到社会运动（即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种影响比其他方面的影响都要大：他们的作用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稳定性。

此外，只要存在挑战现状的运动，它就可能是爆炸性的运动，它就会造成他们不想碰到的不稳定性。这正是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的那种不稳定性。如果他们认为能剥夺一半人口的权利，如果他们认为能把我们置于无休止的羞辱、被统治和控制的境地，而我们不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那他们就错了。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泄露裁决草案的人是个英雄。因为他们现在给了我们一个战斗的机会。让我们现在就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现在就感受到我们的影响吧。

卡瓦诺（Kavanaugh）[2]是华盛顿特区的兄弟会男孩（frat boy）[3]，他不是宗教狂热分子。他完全可以被撼动。你知道吗？在一天的结束时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撼动。

问：我们有罗诉韦德案就够了吗？如果不够，我们还需要什么？

答：罗诉韦德案是不够的。多年来我们都知道，罗诉韦德案是不够的，因为你可以在纸上拥有任何权利。事实是，美国90%的乡村没有堕胎诊所。不仅如此，人们没有医疗保健，没有儿童保育。这关乎我们的生活，关乎我们的家人能否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堕胎只是医疗保健的一部分。这是生育正义斗争的一部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就是为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而斗争，为把我们创造的资源和财富投入到我们重视的地方而斗争，为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斗争。清洁的水资源、清洁的能源、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所有这些都是生育正义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让家庭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条件。

实际上，我们并不赞成强加一种或另一种关于“家庭应该是什么或不应该是什么”的观点。我们是要给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够用应得的资源创建他们想要的家庭。无论是给受孕困难者提供生育治疗帮助，还是提供更好、更容易获得的避孕方式，或是在她们需要堕胎、想要堕胎、觉得堕胎合理的时候，让她们能够堕胎——我们都要争取。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真正需要的。罗诉韦德案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我们也必须超越它。

问：组建争取全民堕胎权的运动有哪些主要障碍？

答：我们面临的障碍之一是很多人没有得到基本的性教育。他们真的不了解怀孕的过程，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右翼反对者的嘲讽和卑鄙的批评的影响。另一个挑战，也是我认为整个运动所面临的挑战，是非营利的工业综合体。事实上，这么多的问题是分散着的，而我们的阶级内部其实也存在着分歧，而我们却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全国运动来实现更全面的目标。

我们正在努力改造社会。我们认为，我们的资源应该用于打击种族主义，打击性别歧视，消灭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针对某些社群的剥削、超经济剥削和压迫，并真正建立一个满足我们所有需要、满足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需要的社会，一个符合我们尊严观和正义观的社会。

构建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将所有不同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计划，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性挑战。

问：为了建立起这个运动，活动家们是如何克服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的分歧的？

答：政治教育真的很重要。除了把人们带到街上，我们还必须让人们团结起来，加深他们对这些侵犯权利事件的背后原因的理解，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侵犯事件是对我们所有社群的更大的总体侵犯的一部分。当他们侵犯我们社群的一部分人时，（我们需要帮助大家认识到）这实际上伤害了我们所有人。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这必须成为现实。

多年来，我们在街头看到了高涨的团结精神，我想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这种团结精神。但实际上，团结是争取来的，相互信任和尊重也是争取来的。通过互相支持、并肩战斗，我们收获了团结、信任和尊重，并给予他人团结、信任和尊重。

问：这几天你一直在街头。人们的心态如何？你注意到了什么？

答：当我们在街上游行时，人们都很高兴。人行道上的人们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在我们身边欢呼和高喊。这种感觉让人振奋、令人着迷，并且这种感觉还会扩散出去。这就是为什么走上街头很重要。

“哦，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选上个民主党人，让我们都去投票吧！”——这种说法完全是在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拜托。我们不再会被忽悠了。这是我们的敌人在说话，迷惑我们，企图让我们睡着。我们必须留在街头，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带领我们的人民走出去，打破这种冷漠的表象。

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看到过、经历过，清楚自己的投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周围的事情。问题不是仅仅在这两个执政党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度。有人说，所有不投票的人都不在意情况、十分冷漠，有人说这些资本主义政客的腐朽体制应该归咎于不投票的人（实际上，政客们利用了我们的一切资源，然而竟有勇气因自己造成的问题而责备人民）——这真是一种非常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这完全是不尊重人的。

问：美国的运动可以从拉丁美洲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中学到什么？

答：要留在街头。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姐妹们，以我们争取权利的方式赢得了自己的权利。她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她们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她们建立了强大的独立组织——人民的组织。她们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愿景相联系——在那里，她们理应享有所有各种不同权利。这完全不是干等着那帮政客改变主意。

她们能够通过行使和展示自己的力量——她们组织的力量——来赢得自己的权利，她们通过或大或小的行动、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日复一日不懈地建设自己的组织。这些都是我们表示互相关心的方式。当我们在自己的社区中建立强大的政治组织，并对自己的诉求抱有共同愿景时，我们建立的组织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难被忽视、被拉拢和被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