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6 希腊共产党在革命条件下的任务

（4）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

一直以来，资产阶级以及特别是机会主义的话语体系都在滥用“起义”这一概念。

特别是近年来，愤怒和抗议的任何形式的表达，只要具有群众性，就被定性为“起义”，尽管它们可能仍然只是在制度框架内与国家的镇压发生有限限度的冲突（例如：2008年12月一位15岁男孩被杀害引发的抗议示威，凯拉泰阿（Keratea）垃圾填埋场建设引发的示威，反对哈尔基季基半岛斯库里（Skouries, Chalkidiki）金矿建设的示威等）。这也被另外一些例子所证实，例如，一些想要攻击上述运动的挑衅团伙的行动同样被称作“起义”。

我们还应当澄清这样一点：并非所有的武装人民斗争都是革命，也并非所有武装人民斗争都具有夺取政权的性质，因为这些是根据斗争的目的而非其形式来判断的。例如，对强加的军事独裁的武装反抗，应对镇压机器、雇主机构、法西斯团体的谋杀行径的自卫行动，都不构成革命，因为它们独立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范围之外。

武装起义是革命斗争进程中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时刻。在革命进程开始时，党不可能预先了解革命的整个进程、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最后的高潮和结果的全部细节。然而，决定党的革命性质和自身性质的，是其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导致的武装冲突而让自身和工人阶级做好准备的能力。武装起义是建立在详细军事计划的基础上的，是国内战争的高潮表现。它是阶级斗争以武装形式的继续。

革命的目标只能是夺取政权，而不能是别的其他东西。革命的胜利取决于若干原则。列宁将这些原则描述如下：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1]

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取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不仅能确保赢得大多数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对起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支持，而且对起义本身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希腊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实了这些原则。武装斗争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战略目标的斗争形式，对武装斗争的动摇往往是对斗争目的本身的动摇的体现。

武装起义是一种必须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需要及时评估革命形势的条件，及时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正确评估起义时机，选择敌人最为薄弱、失去内外盟友的最佳时刻。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必须仔细选择决战的时机，“昨天太早，明天太迟”。

起义的适当时机业已成熟的标志是什么？革命力量为武装革命所做准备业已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对此，列宁回答说：

为了回应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关于布尔什维克“违背历史”和支持布朗基主义的指控，列宁写道：

起义的成功以力量对比和起义群众的组织能力为前提。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至10月间的策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在起义问题上得出更普遍结论的重要例子。1917年7月1日，50万人走上圣彼得堡街头。绝大多数抗议者举着写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和标语牌：

“打倒战争！”“资本家部长滚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资产阶级执政联盟内爆发了政治危机，首都军队的七个团参加了示威游行，让危机达到了最高潮。然而，苏维埃仍处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下，所有军队和乡村（即农民）都支持机会主义的联盟，而不支持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阶级仇恨还没有达到不仅针对资本家，而且针对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机会主义者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呼吁圣彼得堡工人阶级不要举行武装游行和起义，但群众还是走上了街头。布尔什维克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组织性与和平性，主要是为了确保群众在遭遇武装镇压之前能有组织地撤退。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未成熟的起义也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已经成熟但被拖延的起义同样如此。列宁在1917年9月13日起义条件已经具备时指出：

在1917年10月25日（根据现代历法，是1917年11月7日）起义开始前几天的关键时刻，列宁曾在几次致党中央的紧急信中，批评了它的拖延行为，以及根据起义计划组织和部署党的所有武装力量，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和实际措施时的犹豫态度。列宁不仅揭示了正确评估起义开始时机的关键性，而且还揭示了形成完整的政治-军事行动计划和革命的政治-军事集团的重要特征：

列宁早在1917年9月29日就曾在一封题为《危机成熟了》的信中以进攻性的方式回应了一些找借口（认为首先应当举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由其作出是否起义的决定）反对起义、对起义持保留态度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0月24日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要求党应以果断的方式和胆略领导武装起义：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7]

起义的同时会伴随着两股敌对的武装力量——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与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之间或长或短的“国内战争”（阶级战争），这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反抗程度。

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必须重新调整其所有职能。

历时三年的希腊民主军（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的英雄史诗（1946年至1949年），构成了希腊阶级斗争的高潮阶段，它证实了列宁主义的遗产。希腊共产党成为了一个战斗的党，适应了武装斗争方向上的需求。尽管有弱点和错误，最终结果也不如人意，但希腊民主军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状况所强加的必需品。这是应对本国和外国阶级敌人进攻的一种战斗反应。这一战斗立场是希腊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传统，为的是捍卫他们眼前的和总体的需求和权利，是一场被迫且正确的斗争。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条件下，起义的问题有着更加复杂的需求，因为这是反对经验更丰富、装备更精良的敌人的冲突。

党的纲领指出：

“与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甚至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面临更有组织的镇压机器，技术更加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和更大的破坏。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将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器，它们已被整合到跨国组织中，例如北约、欧盟军队、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宪兵等。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人类仍是使用和处理这些机器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工人和人民的活动有可能使这些机制陷于无效，并将新技术运用到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方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