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革命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上）

本文是阿尔巴诺·努内斯（Albano Nunes）在里斯本新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当代历史系（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NOVA-FCSH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Lisbon New University]）于里斯本阿尔坎塔拉市立图书馆（Municipal Library of Alcântara in Lisbon）举办的“葡萄牙共产党100周年”会议上的演讲。

我演讲的主题是“葡萄牙共产党和葡萄牙革命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The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general and particular in the Portuguese Revolution）。在我看来，要想客观评价葡萄牙共产党在葡萄牙人民过去一百年的生活和斗争中的作用，这一主题是十分基础的。

葡萄牙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地下组织起来并抵抗暴力镇压的党（因此它被简称为“党”）。它宣称自己是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推动者。这是被广为承认的事实，就连最顽固的反共主义者也不敢公开否认这一点。

党的这一优点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1、党的工人阶级根源及其建党宗旨；2、十月革命的鼓舞作用；3、1929年起担任总书记的本托·贡萨尔维斯（Bento Gonçalves）在思想上的成熟，以及他确立的组织方法和斗争方法；4、党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在1940年至1941年党的改组后更加巩固；5、共产主义战士们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他们热爱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甘愿为此坐牢、经受拷打和牺牲生命。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少有人了解并重视这一点，但它却是决定性的方面：党的正确分析，特别是对葡萄牙资本主义的特征和法西斯的阶级性质的分析，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葡萄牙革命性质的分析。这一分析指明了，只有通过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才能实现自由这一核心目标。

下面，我将以葡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对葡共的分析以及葡萄牙革命对这一分析的证实进行探讨。

当然，这种证实是就根本方面，而不是细节方面来说的。顺便说一句，葡萄牙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警告：“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1]

葡萄牙革命的普遍性的特征

与1910年发生的共和革命不同，四月革命不是单纯政治的、上层建筑的革命——这种革命在实践上毫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改变了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派势力所要求的正是这种革命，正因为此，这些势力很快就转向反对革命进程。与之不同的是，四月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深刻地变革了社会-经济结构，摧毁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将葡萄牙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将这一道路写入了葡萄牙共和国宪法。

对于不满足于形式上的政治民主或“人道化的”资本主义，而要为实现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和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而斗争的人们来说，葡萄牙人民反对法西斯政权的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斗争进程、1974年至1975年的革命时期以及之后的反革命进程中间，蕴藏着珍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证实了，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复制。正如葡共一直坚持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革命“模式”。但是，正如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一切革命变革的真正进程中间，的确存在着具有普遍价值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

在回顾葡共的百年历史时，必须指出：在民主力量及其持续的反法西斯团结中间，始终存在着思想斗争。生活已经表明，葡共在基本问题上是正确的——这些基本问题不仅关乎形势和葡萄牙革命的特殊性，而且关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间，我想强调四点：1、“革命危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2、“人民群众的必要参与”：缺了这一点，哪怕是再先进的先锋队也要失败；3、“国家问题”：对旧的国家的破坏，以及代表着胜利阶级的新的革命政权的建设；4、“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对殖民主义进行清算和摆脱帝国主义对葡萄牙的统治而获得解放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革命危机

革命并不是出于主观意志的简单行动，革命不会仅仅因为或多或少重要或勇敢的政治势力想要进行它而发生。革命需要满足必要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通常被总结为：“‘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2]

葡萄牙革命进程在其不同阶段，都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对于一些人例如民主反对派中的右翼来说，这是一个甚至没有出现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独裁统治的结束是简单的“政权解体”或“和平过渡”的结果，就像发生在邻国西班牙的所谓“民主转型”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盲动主义者和口头上的“左派”，条件总是存在的，由勇敢的“先锋队”点燃的“火花”足以“燎原”，有些人甚至指责葡共是革命的障碍。

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证明葡共是正确的。4月25日的事件是在政权的深刻危机的条件下发生的，人民斗争的高涨、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国际孤立加速了并加深了这一危机。而且还因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锻造了能够推翻法西斯政府的有组织的力量（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s Movement-MFA）），以及能够在军队起义后立即领导人民起义的有组织的力量（葡萄牙共产党、其他反法西斯力量、民主运动，特别是劳工和工会运动），4月25日的解放行动才得以转变为一场革命。

人民群众的必要参与

没有人民群众有意识、有组织、有创造性的参与，就不可能发展出任何真正的革命。

正如葡萄牙共产党一直捍卫的，反对那些害怕或贬低群众运动的观点，四月革命是一场激烈的、多样化的、工人阶级站在第一线的群众斗争的结果。4月25日前夕，斗争全面高涨。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最后一期秘密出版的《前进报》（Avante!）（1974年4月）头版头条印着：“与法西斯斗争到底”，“与武装部队的爱国者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正是从第一天起就爆发的群众参与和由此产生的革命动力，使得力图维护法西斯镇压机器存在的斯皮诺拉（Spínola）将军的失败成为可能，并立即建立起了基本的自由，开始了深刻的民主转变。这超出了武装部队运动纲领最初的有限目标。

在社会革命的普遍特征的框架下，这里应当强调葡萄牙革命的一个具体特征。伟大的民主转变是“从下面”通过人民群众的倡议实现的。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决定，而是甚至通过反击它们，迫使它承认了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在工会自由、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地方政府民主化、银行和其他基本经济部门国有化、工人控制（生产）、土地改革等问题上，都是如此。

面对4月25日推翻法西斯政府的军队起义，葡萄牙人民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提供支持和提出要求。他们主动出击，带着喜悦和热情参与了社会本身的转变，并为挫败盘踞在政治和军队权力最高层的势力所发动的一系列反革命企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是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工人阶级，及其以阶级为导向的工会运动——葡萄牙总工会-全国工团（CGTP-Intersindical Nacional）。该工会的统一建设是在法西斯时期进行的（这是葡萄牙革命的特殊性之一）。这是葡萄牙共产党在工厂车间组织团结委员会（Unity Committees）和在法西斯主义的国民联盟（National Union）[3]内部进行干预的指导方针的结果（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框架下），也是共产主义战士们在公司和工作场所不懈工作的结果。

1974年伟大的五一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证实了20世纪40年代强大的罢工已经凸显的一个现实：反对独裁统治的领导权已从自由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这使得反法西斯革命具有强烈的阶级特征。公开集结起来的反动势力和社会民主派势力（“公开信”及其代用品）反对工会运动统一的事实，只能证明劳动群众的统一和斗争在葡萄牙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革命进程中，葡萄牙共产党本身加强了自己的组织，加深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根基，始终站在组织和群众斗争的最前线，为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其政治主张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有理由被光荣地称作“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党”，这自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正是人民运动的力量——即使在1974年11月25日政变后，随着军队左派的失败和民主阵营的分裂，人民运动仍然走上街头，捍卫革命的成就——才使得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得以通过，它体现了四月革命的价值和伟大成就。只有人民运动的力量才能解释，为什么摧毁革命的伟大成就和恢复大经济集团的权力要花费这么多年。

国家问题

革命力量有能力进行深刻的民主变革，但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作为保卫革命的最重要保障。这就是葡萄牙革命的主要缺陷。正是非常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汇聚，导致了法西斯政权的削弱和孤立，以至于能够在几乎没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推翻它。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4月25日之后的政治军事权力机构一直是由不同力量构成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深刻矛盾的破坏。在这些机构中，一直存在着与革命进程相敌对的势力，这些势力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尽管人民一直在顽强地抵抗。诚然，接连不断的政变企图（帕尔马·卡洛斯（Palma Carlos）政变（1974年7月）、1974年9月28日、1974年3月11日）都被与进步军人结盟的决定性的人民动员击败了。同样真实的是，这些失败的每一次都导致了革命进程的推进。然而，法西斯国家机器并没有完全瓦解；最重要的是，革命政权并没有建立起来。

根据葡萄牙共产党的分析，无法完全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尽管革命本身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有力宣示），也无法实现工人阶级与我国中部和北部农民的联盟（在那里最能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蒙昧主义的重担），这些都是革命的重要缺陷。但主要的缺点在于政治权力问题。

必须记住，根据党的纲领，建立民主自由、摧毁法西斯国家并代之以民主国家，是民主和民族革命的中心目标，是“实现革命的其他目标的首要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葡萄牙革命和反革命的进程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革命的中心问题。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葡萄牙既是一个殖民国家，也是一个被殖民国家。因为上述原因，葡萄牙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殖民战争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葡萄牙的斗争。客观上，葡萄牙人民和前葡萄牙殖民地的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成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葡萄牙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盟友。这是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4]和其他非洲革命者经常强调的情况。

在反动势力清算四月革命的持续攻势中，殖民主义、殖民战争和去殖民化进程问题占据了特别突出的位置。他们企图抹去殖民剥削的极端暴力，否认和辩解对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以掩盖葡萄牙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阶级本质。他们还要掩盖，使葡萄牙和外国经济大集团受益的殖民主义正是造成葡萄牙落后的主要原因。到1974 年4月25 日，葡萄牙已成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关于殖民问题，在反对法西斯政权的运动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支持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当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明确立场时，他们宁愿打破团结，就像1969年法西斯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发生的那样，反对葡萄牙民主运动/民主选举委员会（CDE）[5]勇敢的反殖民主义。许多年以来，只有葡萄牙共产党采取了有原则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捍卫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承认并保证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立即独立的权利”是葡共纲领中规定的八个基本要点之一。葡共被邀请来到几内亚比绍被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解放的地区，并作为唯一的葡萄牙政党于1975年11月11日在罗安达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政府一起欢迎安哥拉宣布独立，这绝非偶然。

四月革命，与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后来的东帝汶人民赢得独立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采用的理论，即“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在葡萄牙革命的进程中得到了极好的证实。由于其反对殖民主义和罪恶的殖民战争的坚定立场，以及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CV）、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MLSTP）、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在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密切的友谊和团结关系，葡萄牙共产党为其对葡萄牙人民与前葡萄牙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贡献感到自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