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机会主义？ --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在1989年至1991年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国际力量对比框架下形势的恶化以及以广泛的反革命为基础的帝国主义进攻之后，机会主义在目前条件下得到了加强。

坚持不懈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是共产党的革命性的基本前提。我们所说的机会主义，是指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原则，主张共产党要适应“当前发展的压力”，放弃革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倾向。它是革命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冲击和渗透的结果。

在理论层面，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现象的基础是非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这种认识要么导致对基本理论原则的修正，要么导致观点的绝对化，将一定历史时期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路线上升到科学规律的层面。

我们所说的修正主义是指这种非科学的否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过时的；否定关于阶级斗争的规律的普遍正确性。以伯恩斯坦为最著名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列宁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结非常经典：

“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1]

修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不能认识到发展是辩证的，既存在渐变，也存在飞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重重矛盾的框架中进行的，其前进过程包含着曲折和暂时的倒退。任何片面性、思想僵化和对问题某个方面的过度关注都可能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尽管我们不能说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混乱和任何政治错误都是故意选择了机会主义。当然，及早发现政治错误并公开承认和纠正，是避免其演变成机会主义歧途的先决条件。自然，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可以接纳和理解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

“……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2]

这种修正涉及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党的建立和运行原则。它对阶级划分的基本标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规律、作为共产主义关系的公有制和中央计划、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政治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等方面都做了修改。通常，这种修正以国家或地区特殊性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在许多情况下，机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观点偷换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观点；而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它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本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时所提出的“爱国”的借口和口号。

各种修正主义观点都否认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作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的反动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阶段，他们将资本主义国家间建立帝国主义联盟的趋势绝对化，并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老旧理论推向前台（参见几年前抛出的全球化理论）。

事实上，他们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只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侵略性对外政策，而不是当代的资本主义本身，忽视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资本输出、通过战争来瓜分或重新瓜分市场的垄断组织的竞争——他们只将那些处于帝国主义金字塔顶端、能够发起、组织和指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归为帝国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政策的各种曲折，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变化，都可能以各种方式导致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加强。

让我们再次回顾列宁的观点：

“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3]

因此，朝着“让步”、政治权利的转向，可能被证明是特别危险的，可能会导致革命政党屈从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转变为它的附庸。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4]

相应地，资产阶级为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先锋队（即革命的共产党）的而系统性地动用武力的政策，企图施加压力使其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以便清算共产党或使其停止运作乃至解散。

当然，一切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无论有没有议会，总是同时使用他们手头的一切方法来达到它们加强机会主义的压力或动摇的明确目的。

这种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过程而发生的“迅速蜕变”，是机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因此，在反革命的最初阶段，各种机会主义势力宣称“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过时，而另一些势力则吹捧欧盟，或采纳超帝国主义的论调，以及主张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在之前时期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机会主义势力，则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身份”，和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攀起亲来，宣布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等等。

机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并将政治提高到在这一关系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机会主义将资本主义科学规律的表现即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战争等，归结为特定事件的结果、意识形态的“阴影”（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治理能力。

通常情况下，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扩张）形式相适应，并把自己当作这一理论一贯的政治代表，宣布有能力（通过这种治理方式）将资本主义演变成社会主义。

他们将国家及其机关看作是中立的，要么认为它是非阶级的，要么认为它的阶级属性随议会中哪个党取得多数而变化。社会主义道路被描绘成“议会多数派”领导下的、由一个“左翼政府”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实行的“决裂和冲突”的长期历程。

因此，在政治环境中，机会主义美化了改良、改良主义幻想、大政府主义和对革命的否定。伯恩斯坦在20世纪初的观点是典型的，因为他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指出，在他的时代，机会主义者的目标是：

“社会民主党[5]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

……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6]

质疑工人阶级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是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否定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通常，他们对规定工人阶级概念和范围的标准加以系统性的庸俗化或歪曲。这些歪曲要么把工人阶级局限到只包括体力工人和制造业工人的范围，要么把工人阶级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不向资本出卖其劳动力（体力或脑力）的雇员。

机会主义并未放弃在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内部的干预，加强了改良主义路线和“政府式”的幻想，并特别强调所谓的“新社会运动”。这些跨阶级色彩的行动动员着青年工人，以及中间阶层发挥主导和基本作用的青年阶层。

机会主义以联盟和策略的名义，让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而走向阶级合作。此外，这还表现为一种低估工人阶级和其盟友阶层之间差异的趋势。

机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共产党的创立原则。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部的统治，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行动原则的改变。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集中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团结已经遭到破坏。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机会主义观点在共产党内还只占少数，它就会主张“宣扬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而当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它又试图以纪律手段来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在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共产党内部，有组织的派系活动表明了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团结的缺乏。历史经验表明，革命力量和机会主义力量不可能在同一个党内共存，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派的代表如果逃避这种决裂，就是向机会主义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