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政治伊斯兰与全球资本主义

在伊朗，我们正在经历社会革命。然而，一旦我们指出这是一场女权主义的革命、女权主义的运动，某些人心中就会感到恐惧。即便有人恐惧，有人怀疑，有一点是显然的——这是全伊朗女性的抗争。马赫萨（吉娜）·阿米尼（Mahsa (Zhina) Amini）之死引发的抗议迅速传遍全国。这场抗议表明，近年来女性反对强制头巾制的斗争正是革命街女孩运动（Girls of Enghelab Street）[1]和类似形式的民间不服从运动的延续（比如2017年和2019年的全国抗争）。虽然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也加速了这场运动，但此次抗争是和女性声音紧密相连的。

谁能否认，对马赫萨（和很多其他女性）被谋杀的愤怒浪潮正风起云涌？谁能抗拒低声喊出这一运动的关键口号——“女性！生命！自由！”的冲动？这一口号最初是由土耳其的库尔德女权主义者们于1987年创造的。后来，每周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集会、要求得到自己被强迫消失的亲人的讯息的“星期六母亲”们也呼喊这个口号。现在，不仅在伊朗街头，而且在全世界都能听到这个口号。对伊朗人来说，马赫萨之死不是普通的死亡事件。它是未被媒体聚光灯覆盖的、每天都在发生的国家谋杀。她的死是我们所有人的死。当中年和青年女性在马赫萨死亡的医院门口集会时，她们高喊：“我的女儿可能是马赫萨，我们中任何人都可能是马赫萨。”“我们都是马赫萨！”因此，马赫萨不仅仅是一名女子，她更是抵抗伊斯兰共和国系统性压迫的标志，是一切被压迫者（学生、工人、教师、被边缘化的穷人、少数族裔等）的标志。在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下，上述每一个群体都被暴力地压服，因此这不仅仅是关于强制头巾制的斗争，它更是反抗伊朗女性每天在家中、在工作中、在学校里、在街上、在个人空间和隐私空间里经受着的一切压迫的斗争。政治伊斯兰主义无处不在。

在伊朗，政治伊斯兰是在1979年人民革命失败之后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政治运动。它作为一种右翼策略，很久以前就已经蔓延到伊朗境外并在全球（尤其是中东、北非）传播，用来压制陷入贫困的大众阶级和各族人民（主要是库尔德人）和击败整个地区的反资本主义左翼运动。伊斯兰主义政权支持的那种世界观是异性恋父权制（heteropatriarchal）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又一个体现。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不断传播，它反对中东各国（比如阿富汗）的女性组织：从20世纪初起，她们就在对抗父权制，直到她们被塔利班屠杀。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历史性地看待各种现象是很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尤其是父权制倾向于把看起来不可能的东西自然化。因此，1979年3月8日反对伊朗政权厌女举措的女性游行经常被人遗忘。波斯裔、库尔德裔、阿富汗裔、阿拉伯裔、土耳其裔、阿马齐格裔等许多中东、北非社会的女性也经常被忘记：她们正不停地战斗，反对女性身份的自然化，尤其是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女性”这一身份的自然化（人们总是这样称呼她们），争取从这种自然化中解放出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习惯上来说，法国裔、巴斯克裔、加泰罗尼亚裔、英国裔的女性并不会被称呼为“基督教国家里的女性”或“基督徒”。

政治伊斯兰指的既是一种政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涵盖了各种侵犯人权、否认女性拥有人类地位的右翼运动。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去殖民的、后殖民时期的各女权主义流派都应当理解这个背景的特殊性，以求避免复刻任何本质主义观点[2]：“女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3]的原则应当成为激进女权主义实践的萌芽。对我们而言，“女性”不存在[4]，正如“黑人”、“穆斯林女性”也不存在——相信这些概念存在，就是在搞拜物教。只存在复数的“女性们”，并且她们不是作为一种生物学数据而存在，而是作为社会阶级存在，正如黑人们和穆斯林们不是作为生物学数据而存在，而是作为社会阶级或群体而存在。女性和男性不是生来就是女性或男性，而是被塑造为女性或男性的。这种塑造过程处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物质体系内部。如果不承认这一前提，就意味着把我们“生物学化”。这种生物学化是为了把我们的地位“自然化”，其目的是让我们继续永恒地、从本质上视自己为穆斯林；或者让我们出于“伊斯兰国家据说代表了我们的宗教思想”的理由，而从本质上视自己为安于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女性。对抗这种对宗教、文化及任何社会现象、身份属性的拜物教（它使各国暴力侵害女性的政治结构模糊化、隐形化、自然化）是我们的道德-政治责任。如果我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那就逃不开这个责任。政治身份总是从属于政治结构；我们需要的不是“多文化身份政治”，而是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它需要所有人一起构想、组织、建设。为了解放和自由而思考、演说、战斗的前提并不是拥有特别身份，而是必须拥有基于情境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因此，我们始终坚持认为：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应当对库尔德女性多加注意，她们正在为库尔德人民的自由而战斗；应当读一读、听一听伊朗裔、阿富汗裔、土耳其裔、阿马齐格裔、埃及裔、突尼斯裔的众多女性的声音，以便理解和弄清政治伊斯兰的全球性，弄清它如何像帝国主义政权那样，通过货币、武器、信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创造霸权。

我们的激进女权主义实践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直坚持认为：政治伊斯兰是政府的工具，是这些地区的精英和右翼势力控制人民的工具。这个工具在冷战后被野蛮地应用，以便促进各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

在萨盖兹（Saqqez）的马赫萨之墓前，前来哀悼的女性摘下了头巾，并在空中挥舞：这头巾不再是用来对女性身份和人格加以殖民的身体锁链，而是仿佛成了库尔德舞蹈的一部分，它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功能。这非同寻常的讯息传遍伊朗，男男女女都握着愤怒的拳头走上街头，风吹进了他们的头发，他们说：“我们不会在压迫下生活”。长久以来保持沉默的大学和中学里，现在也全是摘下头巾、在各自学校中罢工罢课的女性。就算是在伊朗那些最小、最穷的城市里，我们也能听见人们的呼喊，然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伊朗听见人们喊出“姐妹”而非“兄弟”。

我们都是马赫萨

在人民之中，既能看见希望，也能看见恐惧，然而这次宏伟的抗争正在显示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法尔斯人（Farses）、吉拉克人（Gilakis）、卢尔人、俾路支人等族裔之间的统一和全国团结。在伊斯兰共和国把示威游行变成战场之时，人们互相说道：“别怕！别怕！我们都在一起！”许多人被杀或被捕，其中包括女权主义活动家、记者和学生。这次抗争伊始，伊斯兰共和国就限制人们使用互联网，因此我们很难获得伊朗的新闻。众所周知，限制通讯与媒体是资本主义民主制（不管是新教、英国国教或是基督教国家）最喜欢的战术之一。这种战术不是伊斯兰共和国专有的，我们在乌克兰的新自由主义战争之中也能看见这种战术。因此，很多读者可能还不知道：库尔德斯坦有很多城市都处于彻底罢工状态；伊朗政权的军队在伊朗南部的扎黑丹（Zahedan）大开杀戒，杀死了几十个上街抗议的俾路支人；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轰炸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

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支持、声援伊朗抗争的示威，然而另类右翼（alt-right）厌女的、亲法西斯的运动也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君主主义者以“男性、祖国、繁荣”的喊叫来回应伊朗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这与用“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LivesMatter）来对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用“不是所有男性都这样糟糕”（#NotAllMen）的话语来对抗女权主义运动的话语与斗争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堕胎和同性恋婚姻被禁止，一些团体在互联网上攻击跨性别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街上殴打穷人。父权制的、霸权主义的社会加强了这股反动潮流，而贫困、被剥夺、被排斥则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用不完全是比喻的话来说：这些政治运动和政党要在世界各地重建以男性为中心的、巴列维王朝式民族主义的统治。伊斯兰共和国强迫女性戴上头巾，而巴列维王朝则是强迫妇女摘掉头巾，以此给西方国家展示自己现代的、可接受的面目。显然，这两种政权都将女性视为性别上的物：她们没有权利做出选择，没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

伊朗正处在没有回头路的时刻。人民的愤怒正在胜过政权的压制力。新一代人摆脱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是完全自由的。考虑到他们的勇气，伊斯兰共和国应该存活不了多久了。

马赫萨（吉娜）·阿米尼不只是一个个体；她的名字已经和其他被伊斯兰共和国逮捕、折磨、杀害的女性们的名字编织在一起。就像她的墓碑上写的那样，她的名字不会死亡。她的名字是我们的标志。她的名字是我们推翻全世界父权制资本主义政权根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