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的表现 --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机会主义的表现通常分为右倾、“左”倾和中派。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存在单纯表现为“左”、中或右的机会主义，所有的机会主义都会表现为右倾和“左”倾的混合体。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是指支持共产党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公开立场，它美化执政至上主义（governmentalism），拒绝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曾遭受过这种机会主义带来的破坏。

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的一种狡诈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中派主义。考茨基是这股潮流的最主要代表。中派主义作为一股潮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潮流出现于1914年。然而，它的根源早就存在了。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伯恩斯坦在党代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所表达的修正主义思想。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考茨基也从未提出与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组织决裂的关键问题；他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并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进行调和。

1914年，机会主义的脓疮破裂了，这导致了社会沙文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债券，并参加到政府中去。作为一股潮流的考茨基主义表现了企图挽救联合的努力；因此它被称为中派主义。列宁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

考茨基主义者在口头上并不拒绝革命，但他们拒绝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号召工人：“……不去劝说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想方设法去支持、加深、扩展和加强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因为“革命从来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而降，而且在革命风潮开始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形成为‘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2]考茨基主义者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乌托邦的”、“冒险主义的”和“疯狂的”。列宁则回答说：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种‘俄国策略’……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0月30日在柏林，一个柏林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小册子和传单，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的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

工人已经在要求出版‘不受检查的’小册子和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就是说，要求建立秘密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对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不是空话。”[3]

十月革命爆发后，考茨基主义——中派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机会主义地歪曲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还反对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实行领袖独裁等等。

考茨基主义者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他们在1919年德国革命遭遇失败和镇压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来，他们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其中的“左派”部分。

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运动兴起的条件下，右倾机会主义引发了天然的“左”倾反应，这是非辩证的教条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实了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工具之间的联系。

列宁分析了1920年“左”倾教条主义出现的原因。那是在一个革命浪潮尚未平息的时期。这场革命浪潮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连续地震撼着一系列欧洲国家。

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向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及其理论、战略和政治实践构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模范。列宁阐述了上述结论的重要性：“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4]

在此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了极重要的工作，以使阶级导向的路线取得胜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叛卖作用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四年里以及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起义中得到了证明。在许多国家，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左”倾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右翼机会主义的严酷环境下，犯了一些极“左”的错误，例如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叛徒主导的议会和工会，一些革命者甚至选择拒绝一切妥协来表明原则立场等等。

列宁在其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各国共产党纠正其极“左”的错误。

今天，所有这些特征的总和并不能表现那些当时被共产主义运动定性为极“左”的力量的本质。显然，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潮流并不构成列宁在他的时代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甚至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潮流相比也有所不同。它与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区别在于，它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要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并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特别明显的是，当代的“左”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和“反威权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新托洛茨基主义、其他右倾机会主义潮流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更深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是以“左”的口号出现的，但它走向了虚无主义和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这种势力毫不犹豫地同社会民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协商它们的立场，攻击始终如一的共产党，并指责希腊共产党是宗派主义。他们在过去的“反新自由主义”战线和今天的“反备忘录”战线上都是自觉的盟友，客观上促成了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同化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