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左翼走向执政的漫长道路

国家人民力量（National People’s Power (NPP)）的候选人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Anura Kumara Dissanayake）在斯里兰卡总统选举中赢得胜利，标志着这个南亚国家政治走向的一次重大转变。迪萨纳亚克爆冷胜选后，他领导的联盟很快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三分之二的席位，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斯里兰卡建立比例代表制以来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左翼政党第一次不仅参与，而且领导执政联盟。这一全新的政治方向为斯里兰卡走上更可持续、更平等的发展道路提供了良机，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国家人民力量可能会在体制惯性和国际压力下屈服，无法实现其当选时希望实现的变革。因此，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对于更广泛的左翼运动来说，风险是巨大的。

最近的政治地震发生在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总统执政的两年后，尽管主流媒体、智库和外国贷款机构都认为他给斯里兰卡带来了“稳定”。由于前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多年来严重的管理不善和无能，斯里兰卡于2022年4月首次未能按照约定偿还外债。随后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燃料和基础用品的短缺，并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抗议，最终导致了2022年7月的阿拉加拉亚（aragalaya）抗争，拉贾帕克萨被迫下台。然而，在这次抗争平息后，维克拉马辛哈领导的新政府镇压了异议，并继续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野蛮的紧缩措施。同时，人们等待着下一次选举的时机。

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左翼的国家人民力量赢得了决定性多数票，并在巨大的希望和期待中上任。国家人民力量基本上是其主要成员党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的工具。作为人民解放阵线和国家人民力量的领导人，迪萨纳亚克将这两者描绘成第三力量。他把自己的党与腐败的政治阶层和滋生腐败的党对立起来。这些党包括斯里兰卡自由党（SLFP）和统一国民党（UNP）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政党，以及它们的当代分支——斯里兰卡人民阵线（SLPP）和统一人民力量（SJB）。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人民解放阵线2019年组建国家人民力量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自身流血斗争历史的关注，包括1971年的首次武装起义和20世纪80年代末更为残酷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而且，国家人民力量的胜利也符合全球趋势，即越来越多的选民在一次次选举中摇摆于想要取代现存政治体制的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

国家人民力量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的左翼组织有许多相似的矛盾特征。然而，与印度的主要左翼政党（例如在印度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执政数十年的那些党派）不同，国家人民力量是在政治和经济秩序已经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然而，尽管斯里兰卡经济困难重重，2022年的抗争也十分激烈，但斯里兰卡新政府是否愿意采取步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点仍不确定。要实现这种独立发展，就需要与新自由主义决裂。

上台以来，国家人民力量一直承诺遵守前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协议条款。它甚至接受了与外部债券持有人达成的原则性协议，其中包含前所未有的法律修订，允许对斯里兰卡债务进行重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商业债权人。在这方面，国家人民力量似乎还不愿意或不能够抵制全球资本的讹诈。

尽管如此，国家人民力量也不应被彻底否定，尤其是考虑到人们对紧缩政策的普遍愤怒促成了该联盟的胜利。特别是，人民解放阵线在斯里兰卡左翼多方面的历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矛盾的。该党及其选举联盟很可能反映了政策中更广泛的矛盾。它横跨不同的阶级派别、社会群体。国家人民力量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它能否通过强有力的再分配来实现自给自足，从而解决日益贫困化的中产阶级和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劳动人民的不满？或者，它在坚持当前经济方向的同时，能否重新激发专业人士和商界的新支持者的雄心壮志？

想要弄清国家人民力量能否采取左派的行动，就必须对该党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在世界秩序瓦解之际，这也是全世界左翼力量努力建立可行的进步联盟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毛主义、战斗性与跨阶级联盟

要分析人民解放阵线如何发展成今日模样，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斯里兰卡左翼的历史背景之中。斯里兰卡的第一个正式政党是社会主义的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 (LSSP)），它成立于1935年，早于斯里兰卡脱离英国独立的1948年。平等社会党的创始领导人在国外学习期间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后来的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等人的影响。然而，平等社会党不仅是斯里兰卡的第一个政党，而且也是第一个具有明确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如政治学家卡尔文·伍德沃德（Calvin Woodward）所说，在斯里兰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代表了正统派，而斯大林主义者则被视作叛徒。从兰卡平等社会党分裂出来的锡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CP)）最终倾向于与兰卡平等社会党结盟，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同时，两个主流政党即统一国民党（UNP）及其分裂出来的斯里兰卡自由党（SLFP）成为了斯里兰卡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园。

以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老左派”苦苦挣扎于这样的战略困境：保持政治独立性，或者同虽然左倾但仍属资产阶级性质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结盟。自由党在1956年的选举中获胜，使斯里兰卡走上了国家主导发展和进口替代政策相结合，同时对僧伽罗佛教多数群体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道路。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在纳加林·桑穆加塔桑（Nagalingam Shanmugathasan）的领导下，部分党员成立了锡兰共产党（北京派）（Communist Party – Peking Wing）。此后不久，罗汉·维杰韦里（Rohana Wijeweera）成为了其中一个青年派别的领导人，该派别后来成立了人民解放阵线。

与老左派不同，人民解放阵线和更广泛的“新左派”对武装斗争问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人民解放阵线从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中汲取思想，但主要受到了毛主义的影响。用老左派著名理论家赫克托·阿巴亚瓦德哈纳（Hector Abhayavardhana）的话说，老左派“宣扬战争，实践和平”，而人民解放阵线则认真对待革命问题，甚至在1971年试图发动反对国家的起义。

然而，人民解放阵线与老左派的决裂并非仅仅是基于战略分歧。相反，它是斯里兰卡社会，尤其是南部农村地区特有的紧张局势的结晶。人民解放阵线体现了斯里兰卡政体中不同社会背景、语言和世代之间的裂痕。也就是说，不同于具有英语（Anglophone）特征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视角的老左派领导层，人民解放阵线获得了主要讲僧伽罗语的、往往来自农村地区的青年的支持。与此同时，老左派加入了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政府（在1970年至1977年间执政），兰卡平等社会党在1975年之前一直是这个政府的初级合作伙伴。老左派将政府镇压人民解放阵线起义的残暴手段合理化，在这场起义中约有1万人死亡。

然而，老左派内部的异议人士，例如埃德蒙·萨马拉科迪（Edmund Samarakkody），却理解了人民解放阵线对民众的吸引力。虽然人民解放阵线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矛盾，但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未充分就业的城乡青年面临的未解决问题。即遍在1956年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许多年轻一代仍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党的基础是在国内寻找工作的难以就业的青年，但它也吸引了小农等群体，因为小农认为左倾的政府没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是更加注重城市工会支持者。事实证明，这种跨阶级性特点既是人民解放阵线的优势，也是导致其基本矛盾的根源。

衰落的左翼

与此同时，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统治斯里兰卡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未能大力开展土地再分配工作。这一疏忽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动员，以及斯里兰卡经济朝着更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初步努力的方向进行更广泛的变革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危机暴露了斯里兰卡模式的弱点。西方国家通过资本歇业（capital strike）、撤回在该国的投资和扼杀其本就处于依附地位的经济，加深了这场危机。

事实上，随着斯里兰卡的贸易条件开始恶化，西方国家开始通过拒绝（提供）外国投资来压榨斯里兰卡。这是对1956年的政权更迭以及斯里兰卡转向万隆计划和不结盟运动的惩罚性回应。联合阵线政府当选后，西方甚至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减少了多边接触。

在国内，政府的血腥镇压加剧了左翼内部的分裂，并刺激了关键的人物和组织对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在人民解放阵线内部，不满于该党对民族问题缺乏关注的成员开始批评该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鉴于人民解放阵线对山区泰米尔少数民族的排外态度，这种批评尤为必要。与北部和东部的泰米尔社区不同，山区泰米尔人是19世纪中叶起从印度出发来到这里的种植园做契约劳工的。人民解放阵线曾指责他们在后殖民时代是所谓印度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

然而，这种辩论和对人民解放阵线主张的修正只维持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短暂恢复期。之后，该党又转入地下，并压制了批评的声音。

在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

人民解放阵线转入地下，要归因于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JR Jayewardene）领导的右翼专制政府的巩固。1977年统一国民党大获全胜后，贾亚瓦德纳宣布实行“开放经济”改革。这一转变代表着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决裂，并使斯里兰卡走上了经济自由化的道路。此后不久，在贾亚瓦德纳政府的推动下，在1983年发生了毁灭性的反泰米尔骚乱，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陷入了内战。

人民解放阵线在这场骚乱后被政府取缔，又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南部发动了第二次更为残酷的起义。其表面上的理由是反对印度的干涉，反对将有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联邦制解决方案强加于本国。1989年，在国家残暴的戡乱行动中，该党领导层被“斩首”。之后，人民解放阵线重新出现，并于1994年作为议会党派进入政治主流，但它仍然支持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计划。该党认为“民族”是抵御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因此采用了严厉的民族主义言辞，并与极右势力建立了联盟。从根本上说，人民解放阵线的逻辑是，在处理阶级问题前，它必须优先保护斯里兰卡在战时侵犯人权等问题上免受西方干涉。

最终，该党成为了当代拉贾帕克萨王朝元老马欣达·拉贾帕克萨（2005年当选总统）的支持者。为了击败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拉贾帕克萨无节制地发动战争。当时，猛虎组织对曾经关系友好的对手采取了无情的消灭措施。2009年，拉贾帕克萨取得了以数万泰米尔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最终胜利。

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阵线立即重新找到了自己作为政府批评者的位置，在2022年之前的数年中一直是议会中相对稳定的民主权利支持者。然而，人民解放阵线也面临着一系列分裂。从它左边分裂出来的阵线社会主义党（Frontline Socialist Party (FSP)）致力于街头斗争，而人民解放阵线则继续将议会政治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人民解放阵线自身的支持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该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包括城市的专业人员，他们赞成“廉洁”的替代方案，反对斯里兰卡政治阶层具有本地特色的腐败现象。

这些转变为国家人民力量在2024年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奠定了基础。因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以及首当其冲受到紧缩政策影响的广大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挫败感，促成了国家人民力量的胜选。

跨阶级阵营内的紧张关系

**也许是因为对跨阶级阵营的吸引力，国家人民力量这一联盟成为了一面镜子，不同的选民可以对它投射各自不同的希望和愿望。**随着国家人民力量接管政府，其支持者中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必然会越来越多，就像老左派支持国家政权时的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审视国家人民力量的道路：它在实际上并未超越人民解放阵线的起源，也未超越长期困扰斯里兰卡左翼的诸多问题。事实上，国家人民力量代表了这些问题的延续，尽管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

当考虑到下述情况时，上述观点尤其正确：尽管人民解放阵线起源于毛主义派系，但该党却一直在努力阐述一个明确而广泛的再分配方案，以改变阶级和种族社区之间的关系。从早期对山地泰米尔人的不信任开始，该党就没有正视斯里兰卡国家的民族多数主义（ethno-majoritarian）特征。此外，人民解放阵线与泛左翼一样，也没有提出解决农业部门矛盾的方案。鉴于据称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土地问题就至关重要了。若要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就必须在建立合作社等半自治组织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通过这种农村动员，斯里兰卡可以加强农业、渔业和工业之间的联系，以发展替代性积累方式。

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虽然据说为中产阶级的愿望开辟了新的前景，但却使斯里兰卡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在2022年外汇危机最严重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当时斯里兰卡甚至无法进口奶粉等必需品。因此，尽管土地再分配等农业问题依然紧迫，但它们已不再是议程上的唯一问题。

国家人民力量在城市和专业人员群体中的基础不断扩大，这迫使该党既要应对来自消费领域的政治挑战，也要应对来自生产领域的政治挑战。当考虑到下述情况时，就更是如此：斯里兰卡目前以旅游业和移民工人侨汇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暴露出了许多弱点。然而，中产阶级将如何应对这种迫切需要的转变，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提出新的经济愿景，以满足人们对有意义工作和向上流动的基本需求。

反对精英主导的妥协

换句话说，对于如何巩固“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国家人民力量尚未找到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旅游业和大型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理解斯里兰卡近期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它们（旅游业和大型基础设施）已成为全球强权对斯里兰卡经济施加更大影响力的渠道。

要建立一个致力于另一种替代性发展方式的新的社会和阶级力量阵营，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斯里兰卡试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将会面临哪些经济挑战。结构性因素不仅包括旅游业、侨汇等国外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而且还包括在生产更多出口产品的同时节省进口所用外汇的必要性。任何试图使经济重新平衡，朝向以建立国内财富为目标的新的积累战略的尝试，都必须加强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例如食品生产及其相应的投入，如渔业社区所需的船只和耕种者所需的肥料。这就需要国家在市场参与者不可能立即获利的领域进行积极的投资和规划。但是，这也需要一种政治经济方法来平衡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之间往往相互矛盾的利益。

为了评估国家人民力量应对这些挑战的潜力，我们可以从它的历史中得出怎样的结论？斯里兰卡左翼的相关辩论大多集中在策略和战略层面。关于需要在街头还是在议会中进行斗争的争论，已成为将国家人民力量与其边缘化的激进左翼对手区分开来的持续尝试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刻地认识思想世界的对比，以便阐明迪萨纳亚克政府目前可以选择的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向买办精英妥协，接受当前的力量平衡，屈从于西方主导的摇摇欲坠的全球秩序。至少从中期来看，这将意味着回到与前几届政府相同的轨道，从而使国家人民力量的胜利化为泡影。与此相反，2024年的选举也可能作为斯里兰卡经济转型的先声而载入史册。但这就需要让斯里兰卡经济转入一条能够明确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轨道。

**如果说国家人民力量享有最初优势的话，那就是因为它出身于左翼，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倾向于庸俗的奢侈消费，而这种消费正是那些促使斯里兰卡巩固依附关系的统治阶级精英们的动机。**尽管如此，国家人民力量的卑微出身和廉洁施政的声誉并不能保证它能避免因短视、软弱和冷漠而导致的灾难性经济妥协。

如果人民解放阵线和国家人民力量继续走畏首畏尾的妥协之路，那么它们就只会成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实施紧缩政策的过时的中左翼建制派在斯里兰卡的最新代表。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左翼必须制定一种愿景，就像优先考虑法律的改革和治理结构的改变那样，去考虑社会动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