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战士亚历山大·柯伦泰诞辰150周年

亚历山大·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出生于150年前的1872年3月31日，是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在流亡时期，她成了国际上一位活跃的演说家和作者。在德国，她和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Rosa Luxemburg, Karl Liebknecht, Clara Zetkin）成为了朋友。柯伦泰曾任苏维埃俄国社会事务人民委员[1]，是各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政府内阁任职的妇女。1922年后，她担任了苏联驻挪威和瑞典的第一任大使。

柯伦泰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的出身是乌克兰地主，后来成了俄罗斯帝国军队的将军。她的母亲是一位芬兰木材商和一位俄罗斯贵族妇女的女儿。童年时期，柯伦泰曾在自家的芬兰庄园中度过了许多个夏季。她精通俄语、芬兰语、英语、德语和法语，这一语言优势不仅有利于革命运动，而且有利于日后苏联的外交事务。她在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妇女的权利而斗争，并且促进了苏维埃共和国早期的社会立法。

柯伦泰活跃的政治工作开始于1894年，当时她在圣彼得堡的工人夜校教书。当时她还是“政治红十字会”（Political Red Cross）的成员，这是一个支持政治犯的半地下组织。1895年，她阅读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一书。这本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她日后的思想和活动。

1896年，柯伦泰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大型纺织厂第一次直接接触了资本主义工业。不久之后，她参与了为支持纺织工业的群众罢工而进行的散发传单和募集资金的活动。1896年的罢工巩固了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必要性的信念。1899年，她加入了处于非法状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5年，她开始活跃于妇女问题。她的文章《妇女问题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man Question）[2]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妇女问题的第一次重要阐释。在这篇文章中，她不仅支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解释了为达到真正解放而改造家庭自身的必要性。

从1905年到1908年，柯伦泰组织俄国女工为争取自身利益，为反对资本家、反对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组织内部的保守主义和父权制而斗争。她为这一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

像俄国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柯伦泰曾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中保持中立。1904年，她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并丰富了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1905年她加入了托洛茨基派，并在1906年由于抵制非民主的杜马选举的问题而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她相信在那里坚持左翼要求和揭露政府阴谋是可能的[3]。

在1900年至1920年间，柯伦泰被认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芬兰问题”上的首要专家。她写了两部著作和许多文章，担任过沙皇杜马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顾问，以及同芬兰革命者的联络人。1908年，因为支持芬兰用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帝国的权利，她被迫流亡国外。

从1908年底直到1917年，柯伦泰处于流亡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她曾到过美国、英国、丹麦、瑞典、比利时和瑞士。她在自传《一位性解放的共产主义妇女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中写道：

“在1917年沙皇被推翻之前，我曾在欧洲和美国生活。我一到德国，就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我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其中我特别记得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此外，克拉拉·蔡特金也对我规定俄国女工运动基本原则的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1907年，我就曾作为俄国的代表参加了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这次会议由克拉拉·蔡特金担任主席，为女工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一战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柯伦泰就曾不屈不挠地为反对战争威胁而奔走呼号。1912年5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演讲中，她说：

“资本家们一直在讲：‘我们必须武装自己，因为我们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他们又指着自己神圣的标志：陆地、海上、空中的军国主义。他们召唤着战争的幽灵，为的是将它摆在自己和红色幽灵之间。他们鼓动战争，为的是让自己免遭社会革命这个幽灵的损害。

“但是国际[4]却以一个共同的号召来回应：‘打倒战争！’工人们懂得，在战争威胁背后站着的，是想向人民多征赋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想要增加自己利润的战争工业。”

她还参加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战运动。当战争预算于1914年8月被表决时，她就曾在国会大厦门前：

“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她的妻子苏菲·李卜克内西（Sofie Liebknecht）以及德国党的一少部分同志，和我持相同的立场，和我一样认为社会主义者有责任为反对战争而斗争。说来奇怪，8月4日，当战争预算被付诸表决时，我就在国会大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让我震惊，如同一场无可比拟的灾难。我感到非常孤独，只是在李卜克内西一家的陪伴下才感到稍好一些。1914年8月，在德国党同志的帮助下，我得以和儿子一起离开德国，移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在瑞典，她因反战宣传而入狱。1915年2月获释后，她前往挪威，和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chlapnikov）[5]一起负责瑞士和俄国之间的联络工作，当时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瑞士。1915年6月，她与孟什维克决裂，正式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她主要参加了齐美瓦尔德和平会议。她的文章《谁需要战争？》（Who Needs the War?）（1915年）被译成多种语言，以许多版本传播了几百万份。她两次到过美国，在西雅图参加了乔·希尔（Joe Hill）[6]的追悼会，并在芝加哥与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7]同台演讲。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柯伦泰回到俄国，明确赞成“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的政策。她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柯伦泰继续在俄国做革命鼓动，并开始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妇女报纸《女工》（Rabotnitsa (Работница, Woman Worker)）的工作，促使布尔什维克和工会更多地关注女工的组织。1917年5月，她参加了洗衣女工的罢工，并要求将所有的洗衣房公社化。这次罢工行动持续了六周，克伦斯基政权没有满足工人的要求。

革命后，柯伦泰被选为苏维埃新政府的社会事务委员。柯伦泰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彻底转型中的工作：

“我作为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如下：通过法令，改善战争致残者的处境；废除该部下属的女校的宗教教育……用民事服务代替牧师；在女校学生中推行自治权；将旧的孤儿院重新组织成公办的儿童之家……为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童建立收容所；建立只由医生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免费医疗制度。

“在我看来，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成就是，为产妇和婴儿福利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 for Maternity and Infant Welfare）提供了法律基础。我在1918年1月签署了关于这一中央办公室的文件草案。随后我又签署了第二项法令，将所有妇产医院改为免费的母婴护理之家，从而为公办的全面产前护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我凭自己的权力将著名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修道院改造为战争伤病员的住所时（后来内阁批评了我的行为），旧政权的宗教追随者们感到特别愤怒。僧侣们抵制，随后发生了枪战。新闻界又高声叫嚷起来反对我。教会组织了反对我的行动的街头示威，并对我加以诅咒……”

1918年，柯伦泰反对批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并辞去了政府公职，以便不因为自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而妨碍人民委员部的统一。该合约意味着苏维埃俄国失去大量欧洲领土，包括芬兰和乌克兰。她的这一立场与列宁对立。在列宁看来，和平是优先事项。

之后，她作为宣传者和组织者继续活跃着。她在第一次全俄妇女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19年与伊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8]和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9]一起促进了共产党妇女委员会（Women’s Committee (Zhendotel/Женотдел)）的成立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妇女委员会的工作目的是，在全苏联各地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扫除文盲，用新的婚姻、教育、劳动法的相关知识去教育妇女。在苏维埃中亚地区，妇女委员会力图通过扫盲、教育和“揭去面纱”运动来改善穆斯林妇女的生活。

1920年11月，妇女委员会推行了堕胎合法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19年，柯伦泰在关于妇女地位的一篇文章《性关系与阶级斗争》（Sexu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10]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在真正自由的社会，平等不仅是以法律规定的，而且是现实达到：

“只有当人们的心灵获得了‘关切之情’的充足储备之时，当他们去爱的能力更强之时，当人际关系自由的观念成为事实，以及当“同志情谊”的原则战胜了不平等与服从的传统观念之时，他们才能找到能摆脱困境的“魔法钥匙”。没有这种对我们心灵的再教育，性问题就无从解决。”

1921年，她公开宣布支持反对党的集中制的派别“工人反对派”，同共产党和列宁发生了冲突。这一派别解散了，而柯伦泰仍是党内关键的反对派。

1922年，应她本人的请求，她进入了苏联的外交部门工作，先是在挪威，后来在墨西哥，之后又在挪威和瑞典。她评论说：

“这一任命自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毕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正式担任‘大使’。……尽管如此，我给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实现在法律上承认苏联，并在被战争和革命破坏了的两国之间重新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1924年2月15日，挪威事实上在法律上承认了苏联。”

亚历山大·柯伦泰还曾担任1940年芬兰-苏联和平条约的谈判代表，并以极大的敏感性为苏联服务。在1945年因为健康原因而退休之前，她一直作为外交官在国外生活。之后她担任苏联外交部的顾问，直到1952年3月9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