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选择党对殖民历史的篡改

德国议会，即联邦议院，并不常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而那里的辩论和抗议就更少了。但是在2019年12月，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却通过举办一场关于德国殖民主义的学术讲座激怒了德国公众。

德国选择党邀请的发言人——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吉尔利（Bruce Gilley），以最直白的殖民修正主义的面目出现。他在2017年成为全球辩论的中心，当时《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规模不大，但很有名）发表了文章《为殖民主义辩护》。在文中，吉尔利认为殖民主义不仅“客观上有好处”，而且在今天应该再次被看作对南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批评者们指责了这个建议本身，不过，他们主要关注的地方在于，这篇“对大量殖民历史视而不见……”、“经验不足”、本质上“相当于学术界的特朗普推特、带有脚注的弹窗广告”的论文是如何通过同行评审的。结果发现，这篇论文之前遭到了三位同行评审员的拒绝，而编辑们在没有咨询《第三世界季刊》编辑部的情况下决定发表这篇论文。这致使编辑部大多数成员辞职，文章被撤回。

这一切并没有使吉尔利停止宣传他的观点：把殖民模式重新视为对“弱国”的治理模式。他还在国际媒体上抱怨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左思想追随者”的攻击。

问题在于，德国选择党的两位议员——马库斯·弗罗恩迈尔（Markus Frohnmaier）和彼得·贝斯特伦（Petr Bystron），邀请吉尔利到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场所，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就像他的《为殖民主义辩护》一样，吉利斯的演讲，对德国选择党来说是对殖民主义的辩解，其依据是虚假的经验性证据和对文献的选择性阅读。他还赞许地提到了海因里希·斯尼（Heinrich Schnee）这样以为修正主义殖民主义思想家。斯尼是德属东非的最后一任总督，也是德国在1919年失去殖民地后收复运动的参与者；他在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

吉尔利声称殖民暴力具有“反击的性质”，是一种例外，而不是殖民计划的核心，以此来淡化殖民暴力。但是，赫雷罗人种族灭绝的残酷本质使得这点显得格外突出。虽然他没有否认实际上存在着德国对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Nama）的战争[2]，但他却声称“把这看作种族灭绝是错误的”，并且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德国军队指挥官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他是对赫雷罗人的臭名昭著的“消灭令”的起草者。吉尔利把他称为“经受战争创伤的局外人”，他“犯下战争罪”并“被问责和召回”（这些都没有得到历史研究的支持；尽管受到帝国总理布洛（Bülow）和其他将军的批评，但特罗塔仍然得到了德皇和总参谋长冯·施利芬（Von Schlieffen）的全力支持）。

吉尔利直接继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反动的殖民修正主义者的论点，并将其移植到现代学术和对殖民历史的公众讨论中。吉尔利说，海因里希·斯尼的短语“殖民罪的谎言”（Die koloniale Schuldlüge是他1924年出版的书的书名，这是一部有影响力的殖民修正主义作品），“现在几乎是对整个学术界关于殖民主义的作品的准确描述”。

而他走得更远，不仅在学术上对殖民的“罪行”撒谎，还宣称战时德国的整个反殖民主义运动（主要是共产党、部分社会民主党成员和左翼自由主义运动组成的少数派，通过共产国际在德国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组织起来）导致了“对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拒绝”和“对德国纯洁性、例外性和分离性的回归”，为奥斯维辛集中营铺平了道路。

吉尔利的陈述非常符合德国选择党为书写20世纪德国的“替代性”历史所做的努力，即拒绝对大屠杀以及殖民暴力和种族灭绝记忆的“罪孽崇拜”（Schuldkult）。而这也与德国选择党对发展援助的立场及其极端的经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弗罗恩迈尔和贝斯特伦分别是德国选择党发展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代表。贝斯特伦是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弗罗恩迈尔是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两人都曾出现在宪法保卫局关于极右派的报告中（贝斯特伦在成为议员之前，一直处于宪法保卫局的监视之下），两人都与德国的右翼极端分子有联系，如德国身份主义运动（German Identitarian Movement）。贝斯特伦曾登上头条新闻，因为他在作为国会议员正式访问南非期间，会见了“民防组织”（Suidlanders）组织的成员，并参加了一次射击训练。该组织是一个在国际极右派中宣传“白人种族灭绝”阴谋论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在被德国电视台问及该组织时，他称这是“南非公民社会的一个组织”。

邀请吉尔利到议会谈论德国殖民主义的“正面”特征显然是一种挑衅，因为此时德国政府正面临与赫雷罗人的代表就赔偿问题以及对殖民时期被盗文物和遗骸的起源研究和归还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方面进行谈判的压力。这也表明，德国选择党在外交政策和经济合作领域逐渐发展为极右翼。而且，这还表明国际极右派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在吉尔利演讲的同一天，2019年12月11日，德国选择党向联邦议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这些联系变得更加清晰。它要求联邦议院宣布，殖民主义“应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看待”。这意味着要考虑到“阴暗面”（对德国选择党来说，这只意味着在坦桑尼亚和纳米比亚的殖民战争），但拒绝任何赔偿，并在公众中、在“与前殖民地代表的对话”中以及在学校课程中强调“德国殖民时代的有利一面”。议案淡化了“阴暗面”，否认德国对赫雷罗人的战争具有系统性的种族灭绝性质，并声称这只是原本仁慈的殖民统治中的一个特例。这些措辞让人想起吉尔利的言论和牛津大学的“帝国与伦理”（Empire and Ethics）项目，它被批评为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功过相抵”的方法。德国选择党还谴责大多数学术性的殖民历史研究，特别是后殖民和去殖民化的方法，认为其灵感来自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这种阴谋论流行于各种极右派，包括英美另类右翼团体、欧洲身份主义运动以及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3]为代表的恐怖分子。

德国选择党的这种记忆政治也转化成了当前外交和发展政策的极右纲领。弗罗恩迈尔和贝斯特伦在外交政策领域追求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体，这也是德国选择党的国家纲领中著名的一部分。弗罗恩迈尔希望废除德国的发展援助（据他说这是一个“左派帮手的产业”），取而代之的是旨在打开“德国经济的新市场”的干涉主义战略，并把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作为模仿的榜样。他还声称非洲的“人口爆炸”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

吉尔利提到了德国殖民主义的有益之处，淡化了对赫雷罗人的种族灭绝，并重述了斯尼关于“殖民罪的谎言”的叙述，这对德国选择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德国选择党主席称纳粹时代在德国历史上“微不足道”，而该党另一位著名干部称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群（Holocaust Memorial）是“耻辱的纪念物”。因此，德国选择党发现吉尔利是一个很有用的思想家，能提供适合其对德国历史进行反动修正的历史叙事，并把这种历史牢牢地嵌入国际极右派的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