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民事业》评近年妇女运动

性别平等：虚伪的“五年伟大事业”，真实的五年以来动员

2017年11月2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发表演讲，称男女平等将是“未来5年的伟大事业”。2018年和2019年，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两次被列为“伟大的国家事业”。就在马克龙演讲的几周前，2017年10月5日，几名女性指控美国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性侵、强奸。虽然哈维在好莱坞产业中颇有实力，但在整个10月份接连收到93份指控后，他最终还是被扳倒了。这件事凝聚成了社交网络标签“#MeToo”（意为“我也遭遇过”）。在法国，“管好你的咸猪手”（#balancetonporc）的标签被引用了几千次，言论自由正在实现。毫无疑问，正是为了回应社会上的这一运动，马克龙及其政府才认为，将男女平等作为“五年伟大事业”是对其有利的。然而，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反应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犬儒主义。它并不触及问题的根源，而只是满足于持续性的公关操作，营造一种女性主义的假象。但是，在虚假的伪装背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相反，2017年以来，在男女平等议题上涌现了许多斗争，我们也将展示这些斗争的重要性。

现实戳破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吹嘘

2017年5月，马克龙担任法国总统后不久，就组建了他的第一个政府班子。他改革了虚浮的“家庭、儿童、妇女权益部”，并组建了一个对应的国务秘书处，也就是“次级部”。他任命女政治家、小说家玛琳·斯基亚帕（Marlène Schiappa）担任男女平等事务的国务秘书。

在我们在导语部分谈及的“#MeToo”运动开始之后，玛琳·斯基亚帕时常出现在媒体中：实际上，玛琳·斯基亚帕自我描述为“女性主义战士”，2017年以后，她多次使用了这个词。对于马克龙政府来说，这种媒体宣传标志着其5年总统任期的“进步”和“女性主义”。根据民意调查，50%的法国人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因此资产阶级国家试图将这个概念挪为己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7年秋季，我们提到的“五年伟大事业”开始了。资产阶级“女性主义”通过国家行动，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以图掩盖更反动的一面。在劳动方面，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女性企业家”的政策（也就是说更多的女老板，太棒了！）。马克龙在5年任期内颁布的《瑞克森法案》[1]规定了大公司董事会的女性任职者比例，这意味着女性高层管理者和女性经理人数要增加。也就是说，这是一项面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目的是让剥削者的内部构成更加女性化。别害怕，现在，女性无产阶级可以更经常地受到其他女性的剥削了！警察局开展了关于性暴力的“培训”，但是只要警察局还是不对这些问题立案，就仍然不能阻止性暴力案件的发生。例如在蒙彼利埃，中央警察局发生了一起丑闻，警察竟然询问性侵受害者是否享受被性侵。2018年，法国政府在“#MeToo”运动发生后，提出了一项反公共场合性骚扰的法律。同样，这是一项面向资产阶级的表面政策。实际上，法国政府只是声称要用法律惩罚性别歧视行为，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直接宣布已经解决完了问题。然而，真正的平等不取决于法律文本，而是取决于具体的现实条件。他们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从表面上、法律上看问题——正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所接纳的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简单重复。

政府的行动最终完美反映了大资本家和法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作态。“#MeToo”运动之后，很多团体宣布强制实行有关男女平等和工作暴力的“培训”和“倾听时间”。但是，一切就像幻影一般消失了：这些“研讨会”没有带来任何改善（要说有点效果，那未免是太不诚实了），但是却让法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在女性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营销和广告中就多次采用这样的方法。例如， “不二价超市”（Monoprix）为了销售服装，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H&M也是如此。2019年，耐克的广告突出了女性热爱运动和“强大”的形象。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1961年，家电企业“万能”（Moulinex）就发出了这样的口号：“万能解放女性！”。的确，60年后，这个口号成真了。然而，它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人民朴素的感情和诉求。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是父权制“硬币”的另一面。国家高层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证据。2020年7月，当时新上任的总理让·卡斯泰（Jean Castex）任命杰拉德·达尔马南（Gérald Darmanin）为内政部长。后者被指控强奸、骚扰和欺凌弱势群体。2020年7月14日，马克龙表示对他有着私人之间的信任感。当反对任命杰拉德·达尔马南的抗议爆发时，法国政府联合起来维护他。当时，他主要的新同事玛琳·斯基亚帕担任着公民事务部长，公民事务部与内政部关系密切。玛琳·斯基亚帕说，在工作中面对杰拉德·达尔马南没有感到不自在，她还为他辩护。这种事情在法国政府不是第一次发生了。2018年，时任法国生态转型部长的尼古拉·于勒（Nicolas Hulot）被某杂志揭露涉嫌强奸。法国政府又一次形成统一战线：在法国政府顾问的建议和马克龙的亲自要求之下，玛琳·斯基亚帕写了一篇长社论刊登在《星期日报》上，为尼古拉·于勒辩护。3年后，2021年，又有多名女性以类似理由指控尼古拉·于勒。

即便抛开这些丑闻不说，连政府的具体行动也不过是为了遮蔽视线。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宣传自己的伟大成果——3919热线，一个旨在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的热线。这个号码存在已久，但是马克龙及其政府又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性。2017年至2020年间，3919来电增加了一倍多。然而，这个热线不是法国政府发起或管理的，其发起者是全国妇女团结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Solidarité Femmes， 包括60个协会）。也就是说，法国政府把所谓的“五年伟大事业”外包给了该联合会。更糟糕的是，2020年疫情期间，在连续的隔离导致夫妻之间家庭暴力激增时，法国政府竟宣布希望引入竞争机制，给3919热线招标。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政府是多么虚伪。只要稍微深究一下，就会发现，现实是：反动国家积极剥削和压迫群众中的妇女，特别是无产阶级女性。

2017年以来，动员增加，提出阶级要求

现在让我们看看近年来的动员行动。2017年3月8日，多家协会以及法国全国总工会（CGT）、统一教师工会联盟（FSU）、团结工会联盟（Solidaires）等工会组织首次呼吁，在3月8日不仅要举行示威，还要举行全国总罢工。50多个国家响应了这一呼吁。这次罢工给3月8日的动员赋予了新的性质，决定性地将女性主义问题与工薪阶层反对父权制的斗争联系了起来，与自由主义的庆祝活动划清了界限——法国垄断企业和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赞成这些让生产停摆的罢工。历史上，无产阶级妇女就曾发起和领导过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与法国相邻的比利时历史上发生的罢工案例也很具有启发性。1966年，数千名女工持续3个月封锁了她们所在的位于埃斯塔勒（Herstal）的工厂，领导了争取同工同酬和加薪的斗争，但她们只得到了部分加薪。但是直到今天，在女性主义罢工运动中，她们当初提出的口号仍然在沿用。

2018年，西班牙530万人参加了妇女节罢工。这是一次巨大的动员。从那时候起，在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罢工的呼声每年都在延续和扩大。据报道，2021年，法国大多数城市发生了罢工，总共多达几十次。妇女们尤其强调了“女勤杂工”[2]的身份，即服务、清洁、医疗和社会工作等主要由妇女从事的工种的现状。这些工种都受到了卫生危机的严重冲击。为了反对养老金改革，“罗西”们（转用美国战时宣传中的女铆工“罗西”形象：蓝色工作服，红色头巾，挥舞着拳头）与铁路工人联合起来抨击政府和帝国主义垄断企业。2020年1月，巴黎街头舞蹈展示了这样一幕情景：“罗西”打败了名为“法国巴黎银行”（BNP）、“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安盛集团”（Axa）、“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反派木偶，它们都是知名企业，其中多数是法国企业。这是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父权制而落实的团结行动。因此，舞蹈中伴随着“革命！革命！”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2019年7月至2021年5月，宜必思巴蒂尼奥勒（Ibis Batignolles）酒店的罢工者经历了漫长而危险的22个月，她们的海报也把她们的发言人画成了“罗西”的形象。

2019年以来，法国城市墙壁上的拼贴画运动让反对杀害女性（仇女凶杀）的斗争具体化了。斗争提出了口号，并谴责仇女杀手。这类行动输出到了多个城市，并形成了几个组织。警方认为张贴拼贴画是一种破坏行为，并拘留了几名张贴拼贴画的女性。此类斗争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令人震惊和愤怒的真相。例如，在巴黎郊区的奥贝维利耶（Aubervillier），拼贴画提醒着人们，2021年该市曾有两名女性死于肮脏的仇女凶杀。尽管有些口号和要求具有革命性质，但各种组织和拼贴画运动的领导者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活动家、曾属于“费曼组织”[3]的玛格丽特·斯特恩（Marguerite Stern）是正式发起这项运动的人。此后，她在《玛丽安娜》（Marianne）杂志上写了反动文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拼贴画已经是存在于许多城市的景观，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让人们有兴趣关注女性主义主张。

最后，自2008年以来，每年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暴力的国际日都会举行游行和示威活动，每次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2019年，法国各地的参与人数增长到15万人，巴黎的动员规模高达10万人。2020年由于卫生危机，游行未能举行，但2021年就恢复了。这一广泛运动主要是由“我们全体女性（#NousToutes）”这个团体组织发起的，它的前身是“#MeToo”运动。组织的领导者是改良派，比如卡洛琳·德哈斯（Caroline de Haas）就是领导人物之一，她是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的积极分子。“我们全体女性（#NousToutes）”一方面发起了运动，但也对它作了限制，满足于以社会调查、分发刊物的形式伸张其诉求。这个组织让11·25运动不再具有进攻性。一个具体例子可以证实改良派作用的局限性。2018年11月24日是示威的日子，也是黄背心运动发生后的第二个周六。两大运动的参与者有了一些交叉。一些穿黄背心的妇女加入到了11·25游行示威活动中。在许多场合，两个游行队伍的人们互相鼓掌欢呼。然而，在“我们全体女性”组织的领导层中，许多人谴责黄背心运动，拒绝与他们团结。因此，只有在基层，在环形交叉路口和游行队伍中，才会建立起联盟。如果两大运动形成了联合，新的力量就会领导这场斗争，在实践中，这些都会给改良派的领导带来问题。

近年来，女性主义动员与阶级斗争相互交织。无产阶级女性主义运动以自己的诉求和组织方法将群众团结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近年来，很多运动在法国发展壮大，这些运动往往有阶级诉求，但缺乏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领导。妇女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妇女，是罢工、社会运动、抗议斗争动员的排头兵。2020年第一轮防疫隔离期间，在新出现的社区集体中，上述事实在实践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社区集体通常由女性妥善管理。在黄背心运动期间的集会活动以及地方团体发起的活动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点。最后一个例子是反对警察暴力的团体组织，这些群体往往是由暴力受害者的母亲或姐妹发起，比如阿玛勒·本图恩斯（Amal Bentounsi）[4]。

因此，近年来法国的妇女运动的确有所发展。针对法帝国主义现任政府表现出的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所谓的“女性主义”，许多人采取了反制行动，例如罢工、请愿游行，用一切手段谴责政府的伪善，推进女性主义的要求。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对女性主义的观点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它需要指导和组织，而不是改良派的幻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新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