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分裂了德国统治阶级和德国左翼党

德国虽然早已正式统一，但却一直被两股势力左右。一些经济集团，如天然气进口商、制造业及农产品出口商，希望与俄罗斯（乃至□□）和睦相处，这一政策以默克尔和“北溪2号”[1]为标志。

这遭到了华盛顿波托马克河畔[2]、查尔斯-科赫的威奇塔总部[3]以及类似地方的人恼羞成怒的反对，他们不仅想出口页岩气，而且想要阻止哪怕是有限的德俄和解。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最终击败俄罗斯，然后是□□。他们打着“秩序规则”、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场！）和反对“威权主义”的幌子，将这两国视作其世界霸权计划的主要障碍。

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相互交织的企业和金融利益，甚至可能是个人的职业期望，与这些人士关系密切的是德国的大西洋主义者——那些希望德国更紧密地融入美英主导的跨大西洋联盟的人。

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的大西洋主义者在执政联盟内外赢得了全面胜利——他们在媒体上愤怒地谴责关于俄罗斯的一切；拿“北溪2号”开刀，试图永久切断与莫斯科的所有商业联系，尽管这很可能导致国内工业瘫痪，甚至可能让德国的室内温度创下新低。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自由民主党（FDP）以及首当其冲的绿党（Green Party）[4]加入了进攻。年轻的绿党籍外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要求向基辅运送尽可能多的重型武器，以实现她“毁灭俄罗斯”的伟大构想。

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则有些暧昧，总理舒尔茨对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和深度卷入北约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热战犹豫不决。但媒体的抨击越来越猛烈，舒尔茨屈服了，他决定站在北约和华盛顿一边，在立陶宛部署更多的德国军队，并要求国会划拨史无前例的1000亿欧元（约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增加军备以“保卫德国安全”。

谴责俄罗斯的“竞赛”日趋白热化，以至于重新唤起了20世纪30年代某种快被遗忘的声音，比如社会民主党党魁拉尔斯·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声称：“德国的盟友有很大的期望，而德国必须实现这些期望……经过近80年的停滞，是时候走出‘历史的终结’，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力量了。”

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语！更让人恐惧的是德国空军参谋长英戈·格哈茨（Ingo Gerhartz）的言论：“为了实现可靠的威慑，我们既需要手段，也需要政治意愿（如果有必要的话）来实施核威慑。”建制派政党中的“守旧派”开始追忆过去的“荣光”了。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为了那些过去的“荣光”更是全力以赴，但他们与欧洲其他一些极右分子一样，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口头攻击，甚至反对为乌克兰提供军备。他们在几乎所有事务中的主要任务都是反对——首先是反对欧盟。但作为死硬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支持德国大力建设军队，进一步扩军并对青年男性实行义务兵役制（正如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总统所建议的那样）。

左翼党（Die linke）一直是一个主张和平，反对在塞尔维亚、阿富汗、马里或德国境外的任何地方驻军的党。而它现在也陷入了分裂，主要争论的焦点是乌克兰战争。事实上，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很少有像6月下旬的党代会这样唇枪舌剑的情况。

对于左翼党来说，过去的一年是灾难性的。在去年（2021年）9月的选举中，该党仅获得4.9%的选票，低于4年前的6.9%。不幸中的万幸是，因为联邦议会的一条特殊规定，左翼党保住了自己的议会党团：如果有3名或3名以上的代表在他们的选区直接胜选，即使该党没有达到规定的5%的议席门槛，也能设立议会党团。然而，依照比例代表制，左翼党现在只有39个议席，而不是之前的69个。它不再是最强的反对党，而是沦为最弱的。

面对这样的政治灾难，左翼党似乎无能为力，又接连在三个州的选举中惨败：萨尔州从12.8%降至2.6%；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从3.8%降至1.7%；而在关键的工业地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也从4.9%降至2.7%。

很少有工人投票给左翼党，一些重要党员也退出了。《明镜》（Der Spiegel）周刊将一场与性有关的事件（一些不知名的党员声称被性侵）伪造成一场恶意的“Me Too”攻击，攻击的对象是左翼党两位联合主席中间相对激进的珍妮·威斯勒（Janine Wissler），据称她掩盖了此事。这导致另一位联合主席——来自“改革派”的苏珊娜·亨尼格-韦尔索（Susanne Hennig-Wellsow）一怒之下辞去了领导职务，因此左翼党现在不得不举行新的领导人选举。严肃地说，该党正面临着彻底失败，甚至分裂和灭亡的结局。

在主要的争论中，所谓的“改革派”软化了该党对北约的基本反对立场，希望自己被亲北约的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接纳。但左翼党糟糕的选举结果使这种缥缈的希望变得完全不可能。但“改革派”仍然倾向于淡化或忽略北约目前的角色，将乌克兰的悲剧全部归咎于俄罗斯和普京。另一方面，该党的“激进派”则将北约，尤其是美国视为挑衅者，认为其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军备、举行演习的扩张主义政策显然是在寻找麻烦——不幸的是，他们的担忧都一一应验了。

这场争论反映了左翼党内更深的裂痕：一边是那些呼吁改善儿童保育、养老金和最低工资的人，他们在模糊的陈词滥调中只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遥远的地平线”，同时对体制的现状保持默认，尽管亿万富翁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还是选择努力捏着鼻子忍受。另一边是“激进派”，虽然还不至于像某些极左派一样呼吁明天就革命，但坚称拒绝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是该党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

简单来说，左翼党的“改革派”接受了北约，“激进派”则反对北约。他们的分歧使党代会的辩论十分“多彩”。但辩论基本由“改革派”主导，他们最终以大约60：30的比例获胜，并设法将一些非常热心的亲北约倡导者推上党内领导职位。作为制衡，“激进派”的珍妮·维斯勒则再次当选联合主席（从而否定了媒体有关性侵案的恶意诽谤）。

左翼党的联合主席，按照通常的男配女、东配西、“激进派”配“改革派”的平衡模式得到了维持。来自莱比锡的、通过在选区赢得一个席位来拯救左翼党议会党团的三名代表之一、激进而受欢迎的索伦·佩尔曼（Sören Pellmann），输给了相对温和派的马丁·施德万（Martin Schirdewan），后者还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他承诺在反对向乌克兰出售军备和为和平组织斗争的同时，更强调工人阶级的斗争。他似乎也在寻求左翼内部的和解，并最终采取行动。

左翼党的部分成员谴责党代会的结果；另一些人则很庆幸党没有进一步分裂。一些政治立场得到了重申：对“性别问题”（甚至是在语法和标点符号上）的威胁得以避免，并达成了脆弱的妥协。

左翼党能否及时在劳动人民中间重新站稳脚跟，以应对当前迫在眉睫的诸多困难和巨大威胁，还有待观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它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