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即斗争，斗争即学校——美国学生营地运动初步总结

在过去一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众多学府的学生，面对近年来最大规模之一的警力部署，树立起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抗争榜样。尽管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坚守的营地和学校建筑，但他们依然昂首挺胸，高喊着过去三周传遍全球的口号：“揭露，撤资——我们决不止步，我们决不停息！”（Disclose, Divest — We will not stop, we will not rest!）无良的企业媒体人迅速占据了各大媒体平台，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试图通过制造误导性的标题来混淆视听，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他们的所有污蔑和误导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正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学生占领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一样，那些动用警察对付学生的人将被历史谴责。而那些面对暴力、停学甚至可能被开除，却依然坚持不屈的学生，将被历史宣判无罪。

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无疑将会证明，不论这种镇压有多激烈，只要加沙的种族灭绝没有结束，青年运动就会继续发展。自从哥伦比亚大学三周前发起行动以来，要求从以色列撤资和声援加沙的大学营地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的所有支部都动员了起来，为学生们提供支持。我们的学生党员直接参与了十几个营地，并在其中几个营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的许多同志不仅面临逮捕、停学和开除，而且还遭受着有针对性的警察骚扰、解雇和刑事指控——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站出来捍卫和扩大营地，作为全球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要全面总结过去三周的经验还为时过早，并且我们每天都还在获得新的战术与战略教训，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分享一些已经显而易见的关键原则和模式。许多校园营地现在面临学期结束，与此同时还直面着警察攻击和行政管理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学生活动家屈服于失败主义或悲观情绪；相反，我们正在认真总结教训、迎难而上。学校成为了一场斗争，而斗争也成为了我们的学校。

通过与来自十几个学生营地的同志们的每天交流，我们认识到，一些普遍的教训值得进行初步总结——尽管这些营地各有其特点，并且处在不同的阶段。

1、学生运动是斗争的一个特定领域。

大学环境的独特性质往往有利于迅速建立营地，而所有营地都是围绕独特的校园政治形成的。当前这股学生营地的浪潮，不仅仅是因为年轻人平均而言比社会其他群体更加激进。大学生形成了紧密的社交网络，他们共同生活，发展出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尤其是他们大多数都住在校园内或校园周边。由于较少受到繁重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限制，四年制学校的本科生们通常能够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他们对自己身边的校园公共空间有着更强烈的“权利”感，并且能够直接接触到权力机构。这些特点为学生运动提供了显著的战术优势和心理优势。任何针对学生的镇压行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毫无根据的镇压，往往会激起更多学生群体的参与。即便在可能遭遇逮捕的情况下，学生们也常居住在离他们设立的营地不远的地方，并且他们之间保持着持续的接触和沟通，这使得他们能够轻松地返回或重新集结。基于这些原因以及更多其他因素，尽管这种营地战术可能不那么容易直接运用于整个工人阶级，但它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似条件的校园中复制。这种策略可以从较小的群体开始，随着斗争的展开逐渐吸引更多学生加入。

2、没有哪个校园是座孤岛，学生“例外论”是条死路。

尽管每所大学都有其值得外界人士尊重和理解的独特性，但过分强调“学生”与“外部支持者”之间的界限，会削弱我们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联盟。在建立营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沉浸在反抗、自由和自治的情感之中，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生掌握了所有的力量，校园内的力量对比完全倾向于他们一方。毕竟，学校当局只是少数人，而学生是大多数人。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学校当局的背后不仅有着由规章制度、法律和财产所有权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且还有整个统治阶级、企业媒体和警察，必要时甚至有国民警卫队。因此，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这场斗争中，谁将站在学生的一边？

一旦学校当局开始对学生采取行动，外部动员的必要性以及校园内外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正是统治阶级媒体如此着重编造“外部煽动者”叙事的原因，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力量平衡，使之对自己有利。我们拒绝这种叙事。在基于信任和同志情谊的关系中，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组织起来的力量，都是作为协同的战略伙伴在运作，不断地进行协商，始终思考每一项行动如何激荡起更大的政治时刻。从长远来看，每所大学的力量平衡不仅仅取决于营地运动或占领运动的战术现实，而且取决于地方、州、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政治。从根本来看，在扩大对营地的防御的同时，将运动扩展到青年和工人的不同群体，并广泛地提高意识，是促成新的进展势头的关键。例如，加州大学研究生即将举行罢工授权投票，就是为了抗议学校未能保护雇员免遭警察滥用职权的危害；另外，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组建工会的研究生，援引了受保护的劳动纠察权利来帮助保护学生。这些都只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拥有何等巨大的力量来扩大斗争的一个小小的展示。另一方面，校园中的妥协、组织不善的退却和政治失误也会对更广泛运动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

3、撤资将是一场长期斗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投资回报率，而且触及了帝国主义的政治。

如果撤资仅仅是关于“对社会负责”的投资事宜，那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因为以色列是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国家，所以要赢得撤资就需要促成我们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更大矛盾。我们知道，争取巴勒斯坦解放的斗争的最首要基础在于巴勒斯坦当地的斗争，来自帝国主义中心的再多行动都无法取代这一点。我们的作用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给统治阶级制造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要能够限制其对种族隔离政权及其种族灭绝行动的资助和支持。撤资斗争就是其中一方面。只要美国统治阶级处于政治守势，那么这场运动就可以保持攻势，反之亦然。

在一些对美以关系来说不那么关键的学校和机构，撤资可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这造就了重要的前进方向和榜样。在作为美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核心机构的其他大学，斗争将更具挑战。例如，如果哈佛大学从以色列撤资，就将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集团与以色列的彻底决裂，从而为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瓦解奠定基础。由于未对学生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哈佛大学校长在统治阶级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此可以想象，统治阶级对从以色列撤资和接受学生的要求会产生何等强烈的抵制。尽管这些精英学校没有立即撤资，但是他们与学生群体和周围社区的意愿背道而驰，因而暴露了他们领导力的空虚，削弱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控制，进而使这些机构处于守势。在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美国统治阶级到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分裂；然而今非昔比，目前美国统治阶级仍然高度团结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背后。这种团结之中存在一些小的裂缝，但由于美以关系在高层峰会上结合地如此紧密，以至于美国统治阶级只有在世界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才会抛弃以色列。学生们正在开始发挥在内部撼动帝国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4、学生营地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于：给统治阶级造成了一场政治危机。

营地运动正在对高等教育机构造成破坏，但它们整体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教学（在当今远程授课和考试的时代，更加难以实现这一点）。撤资尚未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可能很快就会到来。然而，营地运动现在占据着新闻的头版头条，而且正在面对着大规模的警力。为什么？一些帐篷为何会变得如此危险？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象征和代表着美国统治阶级和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失去了整整一代人，包括其用来为资产阶级培养干部的最顶尖的精英学府的一批学生。因此，营地运动就成了表明青年站在哪一边的明证，是对统治阶级的控诉，而且使民主党尤其难堪。这一现实现在亲眼可见、亲耳可闻，不再仅仅只是地下暗涌的不满情绪了。

营地运动正在全国激发讨论，而且预示着从种族隔离项目中撤资将成为未来多年的主要目标。无论短期内能否实现撤资，青年们都已经发起了挑战，并宣布了他们将站在历史的哪一边。鉴于此，我们把维护和保卫到处发展的营地运动作为优先事项，这有助于保持学生运动的群众性质，有助于为运动的回归筑造基础，并扩大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营地无法被保留，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寻求其他同样不可忽视的策略，以便保留群众参与斗争的活力。

5、每个学生营地都需要一个政治和实践的策略，以保卫自身并继续前进，而这意味着与国家对抗。

事实上，对学校当局来说，对营地置之不理、然后盼望学生的热情自行消散，可能是一个更明智的选项，但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次斗争都不可避免地会与资本主义法律发生冲突，进而与国家力量发生冲突，警察和极右翼只是国家力量的前线士兵。遭遇警察镇压的经验将迅速扫清对警察或民主党的任何幻想。正是通过这些冲突的经验，人民得以迅速发展出真正的阶级意识，并明确认识到建立一个全新制度的必要性。

安全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集体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像遮盖面部或使用化名来避免泄露个人信息等诸如此类的个人保护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具有操作价值，但是过分关注这些措施可能会产生片面的安全观念，一方面滋生过度的谨慎或恐惧，另一方面提供虚假的安全感。是的，斗争将对个人产生一些后果，但我们真正拥有的安全保障在于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反击统治阶级的运动，以及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在不可避免的镇压和报复来临时为个人提供支撑的网络。一些时刻需要前进，另一些时刻则需要暂时撤退；这都是斗争的一部分。但为了维持士气，我们要努力确保每一次前进都有巩固新领地的计划，每一次撤退都能通向有组织的重新集结，而不是作鸟兽散。

6、维持营地的团结是一项重要任务，不能想当然。

一个共享的学生营地并不会使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变得一致；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不同学生的不同起点所带来的所有矛盾。但意识和政治的分界线可以在斗争过程中迅速转变。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水平的迅速提高。我们看到，在共同斗争中紧密接近的基础上，宗派主义情绪和不信任感已然消失不见，而且作为参与者，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共同的话语来并肩克服共同经历的问题。同时，左翼的所有矛盾依然存在，社会的所有矛盾仍然会进入营地，因为营地是由真实的人构成的，而不是由超级英雄构成的。通常来说，最好保持一个能够对抗国家和学校当局的统一阵营，而不是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阵营和领导者。我们能够取得战术的统一，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面对这一切，需要具有革命者的所有品质：高度的政治清醒和组织能力；一贯性；对彼此的耐心和敏锐；在战术领域的胆识和创造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要求同志们不断地相互协商，交换经验和分享信息。群众运动的来回拉锯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但也使它变得更加必要。这要求大家诚实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接受集体的观点。当营地运动发展出所有相关者都参与其中的决策结构时，他们就更能保持团结。那种认为去结构化（structurelessness）和“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能够带来更多内部团结或防止被同化（co-optation）的观点，已经在好几个校园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既没有领导结构，也没有集体决策，就会给自封的领导者们造成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空间。

7、警惕学校当局的官僚主义策略：空口承诺、秘密谈判、拖延、指派学生领袖。

与敌人坐到谈判桌前，是一切斗争的必要部分——无论是在战争、劳工斗争中，还是在学生营地运动中。这样做没有任何原则错误，所有谈判都反映了力量平衡的变化。但是，在学生面前打开的这间谈判室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的领域，他们希望通过繁琐冗余的官僚程序消耗学生的精力和活力，或者利用他们以“让步”作诱饵提出的折中方案来分裂学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凭借他们拥有的财富，他们可以轻易地为加沙的学生抛出这样或那样的奖学金，或者为穆斯林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安全空间”。只要不（从以色列）撤资，与他们依靠种族隔离赚取的数十亿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施舍；与学生营地引起的麻烦相比，这些代价不过九牛一毛。

在学生营地拥有巨大道义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时候，任何阻碍斗争的行为都是一种挫折。如何最好地推进群众性的激进反战运动的问题，与常规的劳工斗争并不相同；学生的核心影响力在于维持营地本身作为一个群众运动的空间，使之不受学校当局的政治控制，从而具备发展壮大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能力。年轻人持续的激进化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为了使营地更“易于管理”，采取仅限学生参与等措施，只会削弱这种影响力。一旦营地消失，学生的所有影响力也就几乎随之消失了。我们建议所有谈判都应公开进行，以便作为一种大规模揭露学校当局的形式；否则，他们就会为一小群通常无法负责的谈判代表赋予过大的权力。

在营地确实无法继续维持，很可能面临解体或全面镇压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压力，而不得不接受一些以谈判作为结束的方式。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在缺少了撤资的谈判让步中间，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对下一阶段的斗争具有真正的政治价值，并且让学校当局无法钻空子。任何将这场斗争——当它处于大众动员阶段时——引向官僚化程序、非约束性协议和无休止的咨询委员会的做法，都是在帮助学校当局。因为捐赠款项都被整合到了极其复杂的投资组合中，并由第三方管理，这让学校有了利用法律上的技术性手段来拖延问题的额外机会。在以谈判作为结束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把挫折称为胜利，像有些人做错的那样。在保持学生运动的完整和原则性的情况下撤出斗争，才是更强大的做法；这样才能为下一轮激进斗争创造更坚实的基础，并揭露学校当局、国家和统治阶级。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所树立的榜样。当然，即使犯了错误，或者人们不必要地屈服于学校当局的压力，这也不是斗争的结束；即使是官僚化的程序，也可以被用作下一阶段学生动员的目标和时间表，用作一种揭露学校当局违背承诺的手段，进而充满希望地重建起更强大的运动。

总结：巴勒斯坦已经赢得了叙事战争，巴勒斯坦必将胜利。

来自这场斗争的对立双方的两段发言，证实了声援巴勒斯坦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巨大影响。

“我们向自由的美国学生致敬，我们向他们保证，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比军事战线上的胜利更为重要，因为这是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

——胡塞组织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哈提（Mohammed Al-Bukhaiti）

“有些人认为大学校园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一些次要事件；不，它们是主要事件。如果我们在思想斗争中失败了，我们就将永远无法在西方部署任何军队。”

——帕兰提尔公司（Palantir）[1]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

来自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双方的战略家们都认识到，美国国内的这场运动是更广泛的叙事战争的一部分，这场叙事战争搭建了参战双方排兵布阵的整个政治舞台，从而确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走势。

布哈提所说的“思想战线”（awareness front），就是卡普所说的“思想斗争”（intellectual battle）。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将其称为“意识之战”（battle of ideas）。曾为美国占领伊拉克设计镇压策略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意识到，如果五角大楼不能赢得“人类领域”（human domain），那么其在陆地、海洋、天空、网络和太空所有五个战争领域的主导权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占领军不能赢得伊拉克的民心，从长远来看，美国是无法获胜的。

所有这些术语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而在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案例中，叙事战争的发展已经越过了转折点。以色列和美帝国已经失败。帝国主义的所有工具——从军事到媒体再到文化——都无法克服这场政治和心理上的失败，即便血腥入侵拉法（Rafah）也无法扭转这一局面。在经历了七个月的现场直播式的种族灭绝、持续不断的抗议和动员、政客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的干扰，以及现在激动人心的学生营地运动之后——世界人民的意识，尤其是美国年轻人的意识，已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了。随着施加于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战争一天天地持续，帝国主义正在逐渐丧失其在中东乃至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正如卡普所说，“永远”无法“部署任何军队”。

无论他们是镇压营地运动还是拖延撤资，历史的长期轨迹都已显而易见。从现在起，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将被孤立。无论这场战斗能否在短期内结束，巴勒斯坦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