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两个以色列

最近在以色列举行的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接管加沙的卑劣计划的大规模示威提醒着我们：社会并不是单一的实体；它的内部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力量。

任何一个对辩证法有基本认识的人都能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矛盾，以色列社会也是如此。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没有哪个社会只有一种单一而统一的声音——社会是由相互冲突的利益、愿景和阶级构成的。正如同一个国家之内的工人和资本家可以有根本对立的利益一样，以色列内部也有互相对立的力量。一个以色列要捍卫权力和特权；另一个以色列则要求公正和平等。

大多数人看到的以色列是由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领导的以色列——无休止的占领、对加沙的轰炸、遍布巴勒斯坦土地的定居点。这就是视军事力量为唯一解，视和平为软弱，在高呼“安全”的同时剥夺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的那个以色列。

这是右翼犹太复国主义当权派的以色列。与所有资本主义当权派一样，它的力量建立在广泛传播恐惧情绪、虚假信息和偏执观念的宣传之上。掌权者们明白，他们不能仅仅依靠武力来维持统治——他们还必须赢得人民的认同。这种使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看起来像是常识的过程，葛兰西称之为“霸权”。以色列历届政府，尤其是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政府，已然十分擅长于“分而治之”和不断散布虚假信息的手法。

以色列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在政治、地理和社会方面分裂巴勒斯坦人——使加沙与约旦河西岸隔绝，使东耶路撒冷陷于孤立，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裔公民与那些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分割开来。在以色列内部，也适用着同样的逻辑：犹太裔公民也被按照种族（阿什肯纳兹、米兹拉希、埃塞俄比亚）、宗教（世俗派和极端正统派）和政治界限划分。

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中警告过这种策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总是竭尽全力播撒对被压迫民族的仇恨，以防止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团结起来。[2]通过不断提醒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描述为天然的危险，以色列统治阶级阻止了跨越这种划分的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释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此处即是资本主义军工业和定居者国家机构。以色列政府——尤其是极右翼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控制舆论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官方的说法是，“没有和平的伙伴”，巴勒斯坦人只寻求摧毁以色列——这种说法被反复提及，直到人们觉得它是事实。历史被改写：“大浩劫”（Nakba）被从教科书中抹去，占领的日常暴力被掩盖，巴勒斯坦人发动的孤立的袭击被放大以证明所有的抵抗都是恐怖主义。列宁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框架：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本质上始终是对特权的维护，是对压迫权的捍卫。[3]就以色列而言，民族主义宣传不仅是对特权的维护，而且还被粉饰为关于生存权的问题。

约瑟夫·斯大林曾广泛地撰写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解释过这种操纵行为的危险性：民族压迫的维持，不仅仅要依靠武力，而且还要通过制造不信任来使各民族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4]以色列的政治使这一过程——在教育、媒体和法律中建立不信任——制度化了，以至于许多人从未质疑过它。

虽然以色列政府刻意营造着全社会一致支持战争的景象，但是其背后仍然存在着另一个以色列——国家不愿意让你注意到的那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由拒绝占领、反对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和拒绝将巴勒斯坦人视为敌人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是在街头并肩站立的犹太裔和阿拉伯裔公民，他们常常站在“哈达什”（Hadash）等运动的旗帜下。“哈达什”这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左翼组织的全称是“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Peace and Equality），其主张包括：实现完全平等、结束占领、支持基于1967年边界的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的重要成员、“哈达什”的国会议员——如艾曼·奥德（Ayman Odeh）、奥弗·卡西夫（Ofer Cassif）和艾达·图马-苏莱曼（Aida Touma-Suleiman）等——因在国会揭露并谴责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径而面临着系统性的迫害与限制。

图：战斗的“哈达什”议员艾曼·奥德（Ayman Odeh）和奥弗·卡西夫（Ofer Cassif）

反战运动尽管遭受着严厉镇压，但仍然十分广泛。在特拉维夫、海法和较小的城镇，示威者仅仅因为举着“立即停火”或“停止加沙杀戮”的标语就面临被捕的风险。在雅法和阿卡这样的民族混居城市，草根团体将犹太居民和巴勒斯坦居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种族主义攻击和警察骚扰。来自“团结一致”、“和平战士”和“打破沉默”（Standing Together, Combatants for Peace, and Breaking the Silence）等组织的活动人士公开谈论占领的残酷性与和解的必要性，以此挑战国家宣传。

“第二个以色列”活生生地证明了以色列社会并非铁板一块。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因：即便在一个军事化的国家，阶级和政治划分也会创造出团结能够生长的空间。列宁曾强调，压迫民族中的真正国际主义在于积极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反战阵营中的许多人将此铭记于心，即便深知自己会因此遭受诽谤。“哈达什”的政治路线以阿拉伯人-犹太人伙伴关系为基础，反映了这一原则。它既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的冷漠，主张在公正、平等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社会。用其领导人的话来说：“没有和平就没有民主，不结束占领就没有和平。”

这些声音虽然小于民族主义阵营，却至关重要。他们向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表明：以色列内部存在着抵抗力量，跨越隔阂的团结是可能的，而且未来并非注定要遵循现政府的愿景。他们践行着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5]——在敌对国家的内部缓慢而艰难地构建反霸权力量。

我们难道应该抛弃“第二个以色列”，任其自生自灭，或者对这个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的斗争无动于衷？这将是给内塔尼亚胡及其团伙的最好礼物。因此，我们必须给出响亮的否定回答。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导的以色列国，在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下，以最令人不安的方式违背并歪曲了致使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的建国理念——这一决定当时得到了苏联[6]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当支持。持续不断的种族灭绝、历史证据、人权记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同表明：以色列建国背后的道德初衷已被颠覆，转化成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续占领与结构性暴力。

认清这种背叛，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是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的根源这一事实——凸显了支持以色列内部的反占领、反战声音的迫切性。这些声音坚守着最初的道德愿景：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和平共处，比邻而居。因此，在声援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时，还必须声援那些在以色列内部为反对种族灭绝、占领和战争而战斗的人们。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强和支持这一诉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保障难民重返故土的权利。这将是针对以色列资产阶级当权派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最响亮的回应，也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最大支持。

[1] 原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2] 原注：“仇恨‘敌人’。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牧师，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蓄意煽动起来的，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只对资产阶级有利。”——列宁，《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1915年7月13日〔26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39.htm
[3] 原注：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402-05.htm
[4] 原注：“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arxist.org-chinese-stalin-1912.htm
[5] 原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europe/gramsci/1.pdf
[6] 原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关于设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讲话（1947年5月14日）
https://www.idcommunism.com/2024/06/ussr-and-creation-of-israel-remarks-by-andrei-gromyko-at-the-un-general-assembly-may-19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