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工人的困苦与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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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和对劳动条件的攻击——将工人的行业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结起来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土耳其经济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该国正在努力应对自201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货币贬值问题和高通胀率问题。从那时起，土耳其国内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便开始迅速下降。如今，土耳其已然成为欧洲国家中在职人员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土耳其政府2019年的一项官方调查，土耳其有1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9年，土耳其最富有的20%人口和最贫穷的20%人口之间的财富总额之差增加了8.3倍。
疫情期间，工人阶级和青年人面临的问题成倍增加。200多万工人被迫无薪休假，工资不到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土耳其的国家最低工资就连买食物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房租、账单以及其他费用了。因此，目前1000多万工人只能领到低于贫困线的工资。
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危机
土耳其经济的失控已经导致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AKP）内部分裂。
实际上，正义与发展党的两名主要领导人在去年就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其中一位是土耳其前总理（译注：指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2019年9月退出正发党，同年12月宣布成立“未来党”）。这一事实表明，正义与发展党中的一些人担心，该党不能再可靠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去年11月，土耳其时任财政部长、埃尔多安总统的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Berat Albayrak）仓促辞职，进一步凸显了这些分歧。接替这一职位的政府官员曾经批评阿尔巴伊拉克管理经济的方式。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银行利率提高至17%，以期提升投资者对土耳其经济的信心。埃尔多安过去一直反对这种政策，但由于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他不得不改变立场。
2020年第二季度，土耳其经济萎缩了10%。随着经济的重新开放，第三和第四季度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复苏。过去一年中，公债增加了41%，随着外汇储备耗尽，土耳其经济现在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困境。土耳其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尽管政府试图通过玩数字游戏来美化经济形势，但工人阶级可以清楚地看到，官方给出的通胀率和失业率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虽然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是13%，但实际通胀率预计超过30%。资本主义危机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
另一方面，失业率实际上超过了26%，青年失业率则高达25%。左翼的革命工会联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Unions Confederation，Devrimci işçi Sendikaları Konfederasyonu，DISK）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失业群体的人数已经接近1000万。官方报告中的失业率之所以如此之低，是因为其并没有包含已经停止求职的数百万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危机。在工人阶级的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将经济的制高点收归国有，作为迈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步，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29条——雇主们的工具
在疫情爆发之初，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曾推出一项“解雇禁令”，宣布不得在疫情期间解雇员工。这一政策立即受到了资本主义媒体的热烈欢迎。实际上，这项所谓的“解雇禁令”带有附加条件，附加条件侵犯了工人权利。
现实情况是，在疫情期间，雇主们常常会利用《劳动法》第29条解雇工人。这项法规主要针对参加工会的工人，第29条允许老板在指控员工行为不当后，不经仲裁就解雇他们。那些因为第29条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被禁止领取失业救济金，也不能领取遣散费，他们还被列入了黑名单。
越来越多的雇主利用《劳动法》第29条损害工人权益，剥夺工人的所有福利。但工人们也在反击。
在土耳其北部的乔鲁姆（Corum）市，90多名金属工人被工厂管理层以行为不当为由解雇。他们是革命工会联盟的下属组织——金属工人联合会（United Metal Workers Union）的成员。自12月初以来，这些金属工人一直在组织激进的抗议活动，要求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维护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类似地，小型独立工会邮电工人联合会（Posta, Telefon ve Telekomünikasyon işçileri Sendikasi, PTT-SEN）的外包邮政工人也被国家邮政的管理部门利用《劳动法》第29条解雇了。第29条成为了资本家攻击工人的工具。事实上，邮政工人因为工会活动而成为受害者。邮政工人们为此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超过了50天。
这些都表明，部分工人阶级存在斗争情绪。这些罢工有可能强化其他劳工运动的信心，推动工人们组织反对雇主的协调行动。
埃尔多安在其总统任期内曾多次在面对工人阶级激进派时选择退让。最近，在工会成员组织进行了数次抗议和罢工后，埃尔多安及其政党被迫推翻了他们此前准备实行的取消遣散费的计划。
另一件很明显的事情是，工会的官僚机构也在尽其所能地阻止工人采取激进行动，正如我们最近在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控制的伊斯坦布尔卡德柯伊区议会（Kadikoy council）与革命工会联盟的下属工会之间的争端中看到的那样。在罢工行动的第三天，工会领导人在没有与罢工者协商的情况下，就私下与区议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民主的、斗争性的组织。
1963年卡夫尔工人罢工
上世纪60年代的工人斗争与当前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963年的卡夫尔（Kavel）工人罢工就是工人迫使资本主义政府妥协的最典型的例子。
土耳其军事政变推翻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之后，1961年宪法诞生，该法承诺要进行进步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然而，法律规章上并没有相应的修订来保障这些权利的落实。在土耳其，罢工仍然是非法的。
在与管理层就工作时间和年终奖分配问题发生争执后，卡夫尔工人被迫离开工会，4名工人代表被解雇。这引发了173名工人参与的工厂罢工，他们占领工厂长达5天。在罢工期间，其他工厂的数千名工人前来看望该厂的工人纠察队，并筹集资金，支持卡夫尔工人。这场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法律修订，以保证工人的罢工权。这是土耳其工人阶级斗争历史上的转折点。在卡夫尔罢工之后，又发生了许多次战斗性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如今，金属工人、邮政工人和其他工人组织坚决反击雇主侵犯工人权益的行动与1963年卡夫尔工人组织的激进罢工类似。
土耳其工人斗争蓬勃时期也正是学生运动的高峰期，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想要改变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不幸的是，土耳其左翼受到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思想的影响（译注：文章作者系托洛茨基主义者，涉及派别的意见仅供参考），学生自己发动了游击战，而没有建立起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斗争，来摆脱资本主义。
自2021年1月开始，海峡大学（Bogazici University。译注：亦译“博阿齐奇大学”，是土耳其最顶尖的大学之一）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组织抗议活动，反对任命一名建制派人士担任校长。鉴于土耳其工人阶级面临的可怕处境，这次抗议活动有可能在土耳其其他地区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是现在埃尔多安最害怕的事情。但埃尔多安不仅任命亲信担任全国各地大学的校长，还任命了政府信任的人来担任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控制下的那些地方议会的成员。埃尔多安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增强他对国家每一个机构的控制。
政治工具对工人、青年以及受压迫者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仍在继续残酷镇压居住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甚至有传言说，政府要取缔人民民主党。对库尔德人的酷刑、反民主行动和其他类型的攻击，每天都在发生。土耳其警方突袭了人民民主党的办公室。尽管受到严厉镇压，人民民主党仍是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政党。
特别是自人民民主党前领导人萨拉赫丁·德米塔尔什（Selahattin Demirtaş）被监禁以来，人民民主党领导层采取了防御性措施，主要关注人权和民主问题。事实上，对人民民主党的围攻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人民民主党采取社会主义方案，呼吁工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召开会议，组建一个新的群众的工人党，这将改变土耳其的政治局势。至关重要的是，要把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鉴于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愤怒情绪日益增长，土耳其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权问题迫在眉睫。没有任何左翼组织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一系列的选举失败和对民主权利的攻击导致一些人士气低落。在土耳其，几乎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都只关注行业斗争，而没有将其与建立一个新的属于群众的工人党联系起来——这个工人党将包括工会成员、社会主义者、年轻人和为民族权利而战的库尔德人。即使是由工会召开的会议，在这个阶段讨论这一战略，也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增强工人们反对雇主、反对埃尔多安政府的信心。
争取国际工人委员会（CWI，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经受过考验的思想和方法有可能会吸引土耳其工人阶级中最具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先进群体和青年，从而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的雏形。
- 来源：争取工人国际委员会网站
- 翻译：一丁
校对：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