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4政权问题。粉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有一个问题曾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道路上多次出现，那就是：工人阶级能否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构建它自己的政权。

围绕这个问题的困惑源于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国家，这里主要指采用议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是一种非阶级国家，似乎建立在这样基础上——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都可以民主地表达自身意志。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一章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被粉饰为一种与资产阶级相分离的事物的：“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1]

1848至1871年间以巴黎公社为高潮的阶级斗争，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不能“接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己所用，与此相反的是，它不得不“粉碎”它，并代之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国家机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学说，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相关论述，从而揭示了：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

他强调说，没有“纯粹”民主，只有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是少数人即资本家、资产阶级对政权的争夺。它是资本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上有利于少数人利益的民主，同时是对多数人的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革命政权也不是“纯粹”和“中性”的。它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即原来资本家的专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即便是最完善的议会民主形式也无法超越这些限制。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这样。”[2]

资产阶级议会维护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这样，少数人（资本家）的利益就能通过它的受到多数人（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支持的政治代表来实现。因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代表性，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组织最典型的形式。列宁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指出：“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3]

如果资产阶级组织形式还保留有旧时代的特点（例如，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体制的发展和职能发挥大大落后，而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那么以排除它们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运动便会形成（例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这样的运动中，随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而产生的中间阶层占据上风，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贫苦大众则被他们拉着走。

对这种运动的煽动或支持，往往与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有关，即它们在能源、基础设施、国际运输和军事基地等资源控制权上的竞争。帝国主义列强，如美国、欧盟，则以“民主化”为借口，直接介入（例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或间接介入（埃及、叙利亚）这些运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的土地上，在不得不面对工人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时，那里的普选权（这些权利不是资产阶级让出来的，而是工人阶级用斗争夺来的）就会受到公开或隐蔽的限制。因为只有共产党（只要它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的代表才能真正代表工人和人民。否则，工人和人民的选票就只能决定“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4]

根据阶级斗争的进程，在有些阶段，对选举活动的干涉是以公然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希腊统一民主左翼党（United Democratic Left，EDA）（当时，希腊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在其中积极活动）的遭遇就是例子。[5]

当然，对普选权的“篡夺”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最正常的条件下，哪怕大规模公开威胁和暴力现象消失，资产阶级也能通过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操纵和收买来让工人阶级“自由地”选择对立阶级的代表，投出与他们的雇主相同的选票。

至于资产阶级制度框架内的多党制，它表现的是：资产阶级各部分在各自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治理问题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轮流执政的需要。这样就掩盖了他们的阶级性质和战略路线。

由于上述原因，革命的多数只能在这样的民主体制之外形成，其条件是：反对这些体制的力量已经成熟，期望这些体制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措施的幻想已经破灭，工人阶级不仅在生产单位里组织起来，不仅在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而且以政治方向（即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的方向）组织起来。在回应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可以通过资产阶级选举形成多数，以此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提供夺取政治权力的可能性的幻想时，列宁写道：“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单凭投票表决就可以决定或者不需要长期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6]

每当劳工运动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资产阶级体制夺取政权、获得议会多数或与这些体制达成妥协时，它就最终化为资产阶级或其某一部分的追随者，被同化为垄断统治的支持者，并在这一路线中失去已经获得的经济成果。此外，很多时候，对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资产阶级体制、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幻想，使工人阶级可能在反抗国家镇压的关头被解除武装，从而为国家大规模镇压工人提供基础（例如1973年的智利等）。

当阶级斗争的激化产生了尽管极其微小、但是却危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时，资本主义民主支持者就会转而对劳工运动使用公开的恐怖主义暴力。这一点不仅被希腊的经验所证实，而且被国际经验所证实。然而，他们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此，在虚假的“和平发展”（如选举法）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恐吓之外，他们还会采取更多手段以操纵选举，有时甚至包括对共产党的禁令（例如，在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符号的禁令）。同时，他们在选举期间欺骗选民，甚至使用一些手段来离间选民，迫使他们放弃投票。

人民主权、大众授权、人民意志，只有在人民接受现状时才会被提及。当人民选择不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就被“处决”，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批准欧盟条约时，全民公决给出的否决结果的命运（例如2008年爱尔兰为批准《里斯本条约》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在2009年，在经受巨大压力和资产阶级内部冲突加剧之后，第二次全民公决最终批准了该条约。爱尔兰是欧盟27个成员国里唯一就此条约举行公投的国家）。[7]

希腊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指出：“事态发展表明，国家暴力与镇压的加剧以及对政治与工会自由的限制将通过宪法的反动修订来予以表现，这些修订将引入上述相关法律和欧盟框架的限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甚至对他们自己所凭借的基础——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满意。他们选择破坏劳工运动，阻止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任何可能的激进化。这与限制希腊共产党活动、宣布反共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利用众所周知的‘两个极端’理论[8]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